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2.pdf

西学与晚明思 想的裂变 2 编著 何俊 第三章 以耶易儒或以耶补儒 如果说利玛窦的品学使他进入晚明士林，而他的中文著述使他与晚明思 想开始对话，那么万历皇帝对神父们的垂幸则使这种进入与对话获得了政治 上的合法性，而这种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更直接地促成了神父们的门庭若市。 《明史》载： （万历）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外 国七》） 当然，这个 “重”字是很复杂的。 自从利玛窦离开广东以后，在南昌、在南京，拜访他的人便已络绎不绝。 利玛窦知道，这许多来看他的人，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他在给欧洲的信中曾 多次谈到这点。按照利玛窦自己的观察，造成拥挤人群看他的原因主要有： 首先是因为利玛窦是一个长有异相的外国人；其次是因为利玛窦有惊人的记 忆术，并答应传授给晚明的读书人，以助他们对付科举考试；其三是他被认 为对数学特别有研究；其四是因为他带来了诸如三棱镜这类洋玩意；其五是 他被误认为是一个伟大的通点金术的人；最后才是来听教会道理的。令利玛 窦多少有点痛心的是，这最后一种人，“说实话真不多”[1]。事实上，在那 些纷纷造访利玛窦的人中间，更有许多人完全不是冲着利玛窦而登门的，而 是出于中国官场上的自我需要。在回忆为定居南京而作的努力中，利玛窦曾 不无自嘲地写道： 王尚书知道了官员们与利神父非常要好，都想留他住下，他本人也就更加热心于利 神父的事情。天主利用人的一种错觉，使事情办起来更加容易。那就是南京的官员们以为 王尚书非常想让利神父留在南京，所以大家也就很起劲帮忙。在另一方面，王尚书以为南 京的官员都希望利神父留在南京，所以他也更加关心这件事情，乐助其成。 （《利玛窦全 集》第二册第296页） 不难想象，在北京得到皇上垂幸了的利玛窦，无疑更是引起晚明官场与士林 的看重。利玛窦 “在北京生活的数年之内，他每天忙于接待不断从中国各地 来访的客人” （同上第545页）。 虽然真实地对这众多的拜访者作出类型学意义上的统计与分析，对于理 解晚明社会非常重要，但不得不承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有两层 意思：其一是客观上的困难。利玛窦在京期间接待过的人，当以成千上万计， 单就有身份者，就可举出数十名。然而我们仅知有如此多的人去见过利玛窦， 却没有更多的史料足以分析。其二是主观上的问题。任何类型学意义上的统 计与分析，必须先有一个分类的标准。如上述利玛窦的分类，是以动机为标 准。然而动机的分析是与认识者的主观立场有关的。在利玛窦的分类中，前 五类是出于非宗教的原因，可以不谈。后一类则与宗教有关，利玛窦概以“来 听教会道理”而视之，然实际上远非如此单纯。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皈依现象， 以及近代以降的基督教礼拜现象，都足以告知，存于其间的宗教虔诚度是很 难测量的[2]。如果我们不把南京教案中的上疏与审讯完全看成是偏见和迫 害，那么晚明 “从其教者，与银叁两”的现象（沈 《再参远夷疏》，《破 邪集》卷一），无疑是促成人们 “来听教会道理”的最重要动力。当然士大 夫直接因为钱的原因而从其教，可能是不多的，但士大夫会有自己特殊的其 他原因，上引利玛窦所讲到的王尚书与官员们之间的 “游戏”便是一个好的 例证。 也许是看到真正类型学意义上研究的困难，故后来学者更多的是把考察 的范围限于晚明士林，主要通过思想史的具体人物思想的分析来进行。只是 分类研究法依然得到借用，而且分类的标准也作了修改，不像利玛窦那样直 接以动机为标准来进行分类，改以士大夫对西学与西士的态度为标准来进行 研究，从而从一个近于客观性的现象入手来推进到存于现象背后的意识上的 分析[3]。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益的发展。但问题在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点的分析，而类型研究主要是归类分析，以点显类，理论上固无不可， 但实际上则会因形式上的分类而造成点的取舍上的意向性，或者在解释上断 章取义、牵强附会；同时，既以分类为基础，则与西学、西士有接触的士大 夫，包括佛教人士的归类便难免仍有极大的困难。真正肯定西学和明确否定 西学的人，诚处于黑白鲜明的位置，但处于这两极中间的许多人，他们的灰 度区别实在是很不分明的。 这里仅举李贽一例以见之。李贽乃是明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 的思想出入于儒佛而不囿于两家，他的思想的批判性使阳明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