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问政”成功的原因探析》-毕业论文.docVIP

l 武汉“电视问政”成功的原因探析 摘要：武汉“电视问政”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不管是从收视率，还是从社会效益来看，它都是成功的。本文力图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这次“电视问政”节目进行剖析，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所评估结果的原因做探究分析。 关键词：电视问政　策划　角色　内容 2011年5月30日，武汉市治庸问责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召开“十大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新闻发布会，14家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就整改工作郑重作出承诺：“三个月见明显成效，半年有根本性好转。”为检验前一阶段各单位整改践诺情况，由武汉市优化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了“2011电视问政活动”。活动围绕“兑现承诺优化环境一让交通更顺畅、让环境更美好、让窗口更明亮、让城市更和谐”的主题，分四场举行，每场讨论其中一个分主题。从11月22日到25日，“十个突出问题”的承诺单位负责人相继走进电视演播厅，以直播的形式集体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的现场提问与评议。 一、对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评估 所谓节目评估，“是指电视台为提高节目质量、传播效果和经营效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采用量化方式，对节目传播所产生的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内的各种直接或间接效果(以及某些致效因素)所进行的评定和估算”。作为社会主义体制而非商业体制下的电视台，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评估体系中，除了要有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收视率指标外，还要有若干能够反映社会效益的指标参与其中。那么，怎么进行评估?具体到武汉“电视问政”这个电视节目，本文认为可以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其他媒体的围观与评价等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经济效益来看。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电视节目评估采用的是收视率指标的单一淘汰制”。这虽然将日常节目的收视率数据反馈，与阶段性的多指标综合性节目评估混为一谈，但是却很清楚地说明了在对经济效益的考察中收视率的重要性。收视率是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百分比，能够直接说明电视节目受观众关注的程度。收视率作为一项数字指数，与专家领导的主管评价不同，它是客观存在。因此，评估武汉“电视问政”的成功与否，节目收视率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央视索福瑞调查结果显示，武汉第一场直播问政播出后，其收视率就高过了该台黄金时段的热播电视剧。接下来的几场，收视率更是一路走高。不少市民尤其是公务员多了一条“见面语”：“昨晚的电视问政看了没?” 其次，从社会效益来看。节目播出后，对社会有没有产生影响?有什么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往往比经济效益更有价值，在节目评估体系中的分量更重。一般来说，对社会效益考察的指标包括领导意见、影响力、舆论引导力、群众满意程度、主流价值观、公益性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评价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社会效益：其一，领导意见，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问政的效果比他预计得要好，“是因为我们在动真格的。问政现场上对政府部门的评价，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官员的角度。”其二，群众的满意度，广大网友在汉网论坛发帖指出“官员不作秀，群众不当托”，“专家再也不‘打圆场’”，不少市民在接受访问中表示从这个活动中“看到了武汉的真诚和勇气，体会到政府对老百姓的情怀”，认为这个节目“确确实实在为老百姓服务”等。其三，影响力。在电视直播中反映出的困扰老百姓多时的问题，如出租车乱收费、“墙裂漏水”等，在经问政曝光后，有关部门往往在第一时间内表示重视并在很短时间内着手解决处理，再如在节目中凸显的协管吃拿问题，在11月27日《长江商报》便发表《吃拿卡要的协管员被辞退街道办分管副主任就地免职》，这足以说明这档节目影响力之大。 再次，从媒体反应来看。虽然同行媒体的评价不是评估节目的主要标准，但是可以作为参看的资料，对“电视问政”进行第三方评估。近年来，在各省市级新闻媒体中，都开辟了“中央媒体看料地”的栏目，并且这一栏目成为对所报道活动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所以，在评估武汉“电视问政”活动时，我们有必要看看中央媒体是怎么评价的。11月24日新华网文章《“电视问政”不留情面，问题整改立见分晓》指出“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犀利问题接连抛出，没有虚话套话，不满和批评直截了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新闻纵横》栏目发布消息，“一边是市民与媒体的咄咄追问，一边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如坐针毡，这是昨晚湖北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现场直播中的场面。”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多些“电视问政”的良性互动》指出：“‘电视问政’可能会问出干部一身汗、一脸窘，但更会让他们看到问题、感知责任、激发动力，也会唤起百姓的参政议政热情”。从这报道和评论中不难看出，对于这次武汉“电视问政”活动，中央媒体持肯定态度。 总言之，无论是从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情况来看，还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