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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余华《活着》中福贵的形象 【摘要】余华在创作生涯中始终追问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他在《活着》中用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以及讲述在苦难中如何生存的故事。主人公福贵在偶然的苦难中温情受难。他面对苦难的人生，用最原始的“无为”反抗方式，却是抱着感恩珍惜和对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他在苦难中淡然、坚忍、乐观和活在当下的生存态度给予我们无限的生命与生存启示！ 【关键字】福贵 活着 苦难 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大力作，是余华改变风格之作。《活着》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赌徒的故事’，即关于一个人‘输得有多惨’的故事”[1] 余华自己则说：“《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2]福贵经历了众多的死亡，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死亡，而他的“情感洪流早已在岁月流逝中渐渐平息下来转化为一种饱经忧患之后的超然和知命”，[3]然而这个慢慢输掉自己人生的福贵何以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依然坚强而乐观的活着，终至超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的是福贵全部的人生和精神。有论者言：“余华立足叩问人性深层蕴涵的罪恶和缺损，他从不向外去寻求拯救和安慰，而是向内扩张人自身对苦难的心灵承受能力。”[4] 福贵的一生都伴随着苦难，但是他苦难的一生并非全是冷冰冰的、痛苦不堪的遭遇，他的一生，还存在着些许的温情因素。正是这些点滴的温情，支撑着福贵“不死”的生命和活下去的信念，成就了坚忍、乐观的福贵。当然，福贵能在苦难的人生中超然地活下来，也有一定的生存哲学，通过分析福贵形象，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生命启示，学着在今天的社会也能超然地活着。 下面，笔者将浅析成就福贵这个不朽的形象一些因素和他的生存哲学以及我们从福贵身上得到的生命启示。 一、福贵生存的苦难因素 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也是文学反复表现的母题。《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遭遇和承受了许多苦难，评论家对此进行了分类的研究：“像福贵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与他的存在发生关系的苦难一般有物质性苦难和生存性苦难。”[5] （一）物质性苦难 所谓物质性苦难指有外在的因素引起物质匮乏从而导致的苦难。福贵曾是大富大贵人家的富家公子，本来与物质性苦难根本沾不上一点边儿。但是由于他好吃喝嫖赌的品行造成了家产败光，从此由一个阔家浪荡少爷，一夜之间变成了穷光蛋和底层落魄潦倒的草根农民，也因此摊上了物质性苦难的折磨：老父、老母、雏子、待产的妻子，一大家子几张嘴嗷嗷待哺，如洗的贫困，简陋的茅屋等等。他陷入物质性苦难之中，无法逃避。从此，福贵由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变为一个日夜劳作于田间地头勤劳的庄稼人。但是即使如此，也改变不了物质严重匮乏的窘境。而且，对于由奢入俭的福贵一家来说，要承担这样的苦难显得更为艰难。母亲在贫困中病死、女儿在贫困中病哑、妻子在贫困中等死和外孙在贫困中储集过度饥饿竟被撑死等等。贫困给福贵带来的苦难在福贵苦难的一生中占了很大的空间。 （二）生存性苦难 福贵的一生，先后历经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时期和政治事件，这也构成了福贵苦难的重要因素。一介草民的福贵虽然无意投身于这些运动，却无时不活在这些政治事件中不能自拔，也一次次陷入因政治变迁而引起的巨大困境中。如在内战中，福贵为母亲去请医，却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受尽煎熬和折磨，回来时家中的老母亲思儿病亡、女儿不得救治而病哑；建国后，福贵的儿子有庆为县长夫人献血，竟被医院的人活活抽干血而死，以至于成为政治祭台上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物质性和存在性的苦难，导致了福贵苦难的一生。 二、苦难人生中的温情因素 苦难中的亲情 “说到福贵为何不死、为何活着，不得不提到与福贵生命密切相关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慈善的母亲，一个是他温存的妻子家珍。”[5]﹙52﹚是啊，这两个女人，不只支撑着福贵活着，而且还在福贵苦难人生中点缀着丝丝温情。福贵的母亲是一个富家夫人，但却没有一般富家夫人的尖酸刻薄和横飞跋扈，反而是一个非常慈善和明白事理的女人。福贵曾经吃喝嫖赌，游手好闲，但他母亲却从来没有大声责骂过他，甚至在福贵败光家产落魄回到家中时，他父亲气恨交加声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剁了你，阉了你，剁烂了你这乌龟王八蛋。”，她也还护着福贵，说了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时候的福贵身心疲惫，精神早已崩溃，心如死灰。是他母亲，给了他活下去的亲情和勇气，并在他陷于物质性苦难时不断劝导他“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这句“人活得高兴，穷也不怕”说得热泪盈眶，一句极致平常的话凝聚着福贵母亲深深的智慧和饱满的情感。听的是话，入的是情。将之溶于生命，足以化解苦难，超越苦难。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贵就是用这话打实了活着的信念。 福贵的妻子家珍，是一个读之也会为之深深感动的人。她在福贵最落魄、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没有嫌弃、没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