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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认同和国家权力合法性分析 　　摘要：现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意图所在，亦是国家权力合法性不断得以强化的必然产物。本文提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来自于主权和三种国家特性(民族文化正当性、政治法律正当性、社会经济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尤其要注重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建设和维护，在政治法律正当性和社会经济正当性上也有若干问题需要澄清。 　　关键词：现代国家；合法性；认同；正当性 　　 　　主权从来就是国家的生命所在，而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良好发展都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力合法性被确立和认可，尽管合法性的具体内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认为界定现代国家的关键词就是主权和合法性，并引申出现代国家的双重特性在于民族――国家以及民主――国家，则不利于对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正确理解。区分国家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核心在于辨明合法性的真实来源和演化进路，而不是局限于主权和合法性的分野及对照上。我们赞成主权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至关重要，这在正文开头已有强调。在此前提清晰之后，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在学理上认识现代国家认同的另一直接来源――合法性的数种效力途径，厘清合法性与国家特性的界限，重新认识国家特性的构成模式和实践含义，进而反思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机理。 　　现代国家认同的完成要解决两个问题，即主权和合法性。主权赋予了一个国家坚强的政治外壳和框架，既组成现代国家认同的权力基础，又使国家合法性的建设有了稳定可靠的自主性保障。随后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合法性成长路径并加以具体化。我们认为，民族文化正当性和政治法律正当性是促成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萌芽并生长的两大动力，而社会经济正当性推动了国家权力有效性的正常发育，并借助于后者成为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第三种动力。 　　 　　一、民族文化正当性对合法性的贡献 　　 　　我们讨论的民族文化正当性，是在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层次上的共同思想和生活方式得到公民的认可和遵守，在这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互为对照。有学者把国家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所拥有的公民认同与合法性，即将政治法律正当性和合法性等量齐观，排除了民族文化正当性的贡献，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在现代国家中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形成亦需要公民的认同，它对于合法性的贡献是在前者持续呈现出来的实践性、必要性、可行性之中得到凸显的。 　　首先，从实践性来看，欧洲从14到16世纪完成了向具有民族意识的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型，其中臣民们形成全新的国家认同，民族主义起了决定作用。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的建构是以民族文化的族裔内核，即主导族裔的文化为基础，通过官僚融合和本土动员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国家的政治精英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进行文化同化和政治整合的过程；本土动员则主要指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古老的族裔传统，使它转化为民族文化，同时为民族共同体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过程。英、法、西、美、加等多族裔国家的民族认同就是以主导族裔文化为主体，通过政治与文化动员建构而成的。 　　现代国家在中国的建构经历了近代民族主义，在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西化主义间展开了激烈论战。两者都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前者强调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认同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具有基础性意义，后者则鼓吹利用中国民族意识去吸纳西方现代形态的文化精神来促使中国进化到现代阶段。新中国建立后，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在全国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单位化社会调控体系，促使族裔认同和阶级差异迅速退出前台，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取得了统治地位。世界国家现代性建设都表明了民族文化正当性占据着重要位置。 　　其次，其必要性在于，由于全球化冲击及国家内部各族裔阶层的利益需要，现代国家迫切要求提高民族文化正当性的水平。一方面，全球性力量迅速崛起，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整合趋势不断加强，削弱了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广度和深度。哈贝马斯曾经预测过，全球化表达的是一种变动的图景，它会不断挑战民族边界，直到最终摧毁民族大厦。大量的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行为体涌现出来，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民族认同因此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公民身份变得不再绝对，文化表达方式多样化使民族文化标准的规范力量逐渐下降，民族文化的边界线随着公民身份的变动加速而断裂。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感召力在社会转型时期得不到充分重视，国家内部的族裔阶层的文化特性得以张扬，并推动着他们向亚国家的集体认同感回归。过度地迷信政治法律正当性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统筹作用，以政治认同来回避或是缓解族裔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漠视了现代国家作为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所在。移植外来的先进知识形态是必要的，但在外来先进知识形态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否认政治法律正当性与民族文化正当性是可以兼容并蓄的，从而把前者作为一种普世性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