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悲剧形象和悲剧根源探析.docVIP

金锁记悲剧形象和悲剧根源探析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受关注也是最成功的一篇小说。在这个蕴涵丰富的文本世界里，作者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笔下的人物，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把人性的渐失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以冷峻平淡的语言，塑造了雄性衰落的男性形象和难逃命运枷锁的女性形象。本文在分析《金锁记》这两组性别不同但同属悲剧的人物形象基础上，试图探寻产生悲剧的内在根源。 　　 　　一、丧权辱国及世袭制度背景下男人群体的雄性衰落 　　 　　张爱玲的小说中很难见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无论是未出国门的还是留洋归国的统统都是无智又无能，男人的雄性之美、阳刚之气在她的文本里荡然无存。在《金锁记》里我们便可略见一斑。 　　小说里统治姜家的是姜老太太，行将入土却有着绝对的权威，没有人敢忤逆她的意志，这就为整个姜家制造了一个阴盛阳衰的氛围。待到老太太一死，这个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呈现了雄性整体的衰落。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是个无声无息的虚拟存在。这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尤其是封建意识强烈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在暗示雄性地位的渐渐缺失。二少爷与生俱来的残疾之身更是先天地预示着雄性的消亡。 　　三少爷季泽身体倒是健全的，甚至风度翩翩，具足了没落遗少的风范，但是对比之下心灵却是残缺不全的。他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只知道吃喝玩乐坐享其成，不懂得承担和经营，也没有能力和责任感，靠挥霍祖宗遗留的财产苟活于世。他仿佛在用四处拈花惹草的方式显现其雄性的一面――在家里他对待七巧的态度耐人寻味，既在暧昧中抗拒，又在抗拒中暧昧，优雅的拒绝中似乎体现了道德抉择的优点，同时展示了男人的风度。但接下来作者便轻描淡写地指出三少爷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怕引来不能摆脱的麻烦，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无疑摧毁了这种抗拒诱惑造成的绅士风范。长期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得他缺乏经营意识和能力，分家之后致使家产将尽无以为生。作者平静地叙述他如何去求与骗，企图利用七巧对他的爱慕和情欲来达到自己获取金钱的目的，这岂是大丈夫的行径？从前不惹自家人的原则，在无力经营面前也轰然倒塌了，男性的尊严在七巧面前荡然无存。 　　长白作为姜家之后，本该为男性一雪这种奇耻大辱，然而我们却看到他的心残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母亲言听计从，把自己和妻子的隐私和盘端出，整夜陪同母亲吸食鸦片，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眼看着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妻子一步步逼上死路，他不仅毫无反抗，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平时又只知道嫖娼唱戏，整个的一个弱者和废物。这个形象说明了雄性崛起的无望，只能是衰落得越来越彻底而已。 　　雄性的衰落是男人的悲剧，而这个悲剧的产生则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几千年来男权中心的封建制度，给予了男人极崇高的位置和权势，也给予他们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国家的兴亡，家族的荣辱均系于男人身上，中国的古代历史也几乎是男人的历史。但男性辉煌的权势地位随着外国的入侵和封建制度的颠覆渐渐成了历史。同时，封建的世袭制度也是导致雄性衰落的土壤，先辈在激烈的竞争中积极进取，用武力和智慧创下了辉煌，由于这辉煌可以世袭，后世子孙不必再去拼搏亦能享受，他们在祖宗的荫庇下逍遥自在地享乐，居安思危的想法早已不在。正因如此，当国与家面临突变的时候，他们没有居安思危的心理准备和立即行动起来的能力，只有乞求他人的援助，援助不得时便愈见其颓废。季泽就是其中一例，他挥霍尽属于他的世袭家产后，没有经营能力无法维持生计，只有去找七巧求助，换来的是羞辱和失败。长安更是一个只知道享乐的无所作为的寄生虫，不仅没有学习的兴趣、经营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家庭的责任，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无力保护，他比季泽衰落的更彻底。世舫曾经留学国外，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但骨子里依然是封建意识的残留，最后也只能重新套入封建的枷锁里。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通过对姜家所上演的男性雄风渐逝的悲剧的分析和根源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正是这内外共同的因素造成了雄性的群体衰落，使小说里弥漫的苍凉意味越来越浓厚。男性在给自己带来没落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的悲剧。 　　 　　二、对家族制度和个人命运的畸形抗争导致女性个体的人性失落 　　 　　中国的女人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被命运的枷锁锁住的悲剧群体，她们来到世上的使命仿佛一出生就被注定了似的，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老实顺从地等待自己一生的结束。正是这样的命运安排为中国的女性制造了无数悲剧，也正是对这种命运的逃避和反抗，历史上又出现了许多烈性女子，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扭曲变态的形象。《金锁记》中的七巧就是从健康逐渐走向变态的人性渐失的代表，而长安则是在家庭的逼迫下越来越扭曲的自卑型的代表。 　　七巧是作者塑造得最完整最成功的一个悲剧形象。从那个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