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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 国家成长与生命成长遵循同一规律——《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自序 [作者简介]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0年作为教育部访问学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作国际政治研究。主要著作：《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2000年）、《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简介] 本报告从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入手，而不是从表象的GDP等数据对比入手，分析并得出结论：印度的发展道路属亚洲式的拉美道路；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但如果中国因日益放弃民族市场而不慎滑入印度道路并形成印度式的社会结构，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关于印度的发展及印中比较，最近几年成了热门话题。2004年《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同志采访我谈这个问题，我说：“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这招来批评。批评反倒使我就这个问题深入研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阅读了不少文献，查了不少报表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仍是：“中印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有首歌说“一句话，一辈子”，友情如此，学术亦然。我想我对我的学术命题，是要终生负责的。 从结构比较到制度比较，是我进行中印研究的切入点，而促成这样的想法是我曾经历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医院取体检结果，排在我前面有一位坐轮椅车的残疾人。等取到结果，我发现他的各项化验结果与我的大体相同，有一些比我的还要好。出医院大门时，我回视踯躅于后面的这位残者，心中自问，如果仅凭这些化验数据而不看人的身体结构，难道可以说明他比我更健康，“更有发展潜力”吗？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国家发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数及外贸数量、外汇存量等“最新数据”比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着大误区。国家发展研究，如果不从结构差异比较入手，而仅凭表面经济指数差异比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准确的结论。 事实上，国家的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遵循同一规律。由于土地改革的不彻底性，印度独立后在其重新建立的资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约未来国家成长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国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独立后社会改造不彻底的后天因素。这使印度未来的发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数，但这种发展却不会对社会生产有良性的利润反哺。结果是国家经济的“造血机能”即生产者主体因 “营养”反哺不足而陷入“贫血”乃至“供血”动力萎缩境地。最终只有靠外来“供血”来维持其表现为GNP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却不能同比增加国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长带来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在流通领域，乃至生产领域被大量截流：或用于食利或用于腐败或用于非生产性金融投机，还有一部分国民利润在与海外投资者和海外市场形成的利润逆循环中，为居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国家所吸收并转化为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最后只有少量国民财富通过政府包办即公共开支的渠道被用于保障国家经济生产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支撑民族市场的主体即多数劳动者的自身简单再生产条件。这种通过财政开支支撑的劳动者最低生活条件仅有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作用，但却没有培育、深化和能动拉动民族市场的作用。同等的消费支出，在印度有相当部分为政府包办拉动——这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居民消费模式相似。由于缺乏购买力，居于人口近半数的穷人消费实际已失去了拉动和培养印度民族生产力的作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由国家包办的低消费为国家建设积累了巨额资金并据此实现了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的改造，通过这种改造中国彻底消除了庞大的利用私有权截流国民财富的寄生阶层。而在印度国民经济改造的结果反倒加强了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而不是国家的力量。除主权独立外，中间人大量截流生产利润和国民财富的社会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印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因大量的贫穷人口导致的民族市场萎缩的同时，原来殖民地时期通过外贸顺差完成的印度国民财富向英国资本中心国转移的利润逆循环流程，在印度独立后，则通过贸易逆差再版出来。半个多世纪中只有两个年度的外贸少量顺差的记录表明，外贸长期且日益扩张的贸易逆差成了印度国民财富国际化的转移的稳定路径。这个路径的存在与扩大的程度又与印度民族市场的萎缩程度为正比。而民族市场的萎缩又导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陷入的发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印度教育、IT等在内的各行业在获得骄人的增长的数据的同时，国民经济的生产环节却没有保持持续增长的利润反哺。没有持续上升的人民购买力，其结果是在国内少数富人和国际资本对印度年度利润的截流和财富大规模瓜分中，国民经济不仅没有获得增长性发展，相反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