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现状及问题反思.docVIP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现状及问题反思 　　摘要：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政治沟通；网络谣言；信息沟通；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9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75-07 　　一、核心概念厘定 　　（一）网络谣言的概念界定 　　对于谣言的概念，Michelson和Mouly从是否可证实角度认为谣言是一种真实性未经传播者本人证实或相关证据证明的信息。王国华等人将网络谣言定义为在网上生成或发布并传播的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1]。可见，网络谣言是真假尚不确定，即未被证实的信息，网络谣言并非一定都是虚假信息。他们还进一步指出，“Michelson和Mouly的定义更为有效，因为社会中存在的谣言形式有多种。有些信息即使官方没有公开或已辟谣也可能是谣言”[1]。这一观点表明，网络谣言失实与否的判断与政府之间未必存在直接的关联。除了对于网络谣言本身性质的探讨，网络谣言的功能或者效用是这一概念内涵涉及的又一个问题。胡泳引用涩谷保的观点指出，“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他把谣言过程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正常的而不是病态的部分，等于给谣言正了名……‘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2]。透过这些观点可以将网络谣言的内涵概括为：（1）谣言并非都是虚假消息；（2）网络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政府对其是否判定并无必然联系；（3）将谣言看成是指向政府的“反权力”凸显了网络谣言的一些价值――如果承认谣言鉴别主体的多元性，在涉及政府事务时，社会、公民等主体的“鉴别”权利才能发挥出补充公权力的局限性，更好地揭示真相的重要作用。不过，在国家网络内容的管理视野中，则更强调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严重危害着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经济安全和社会秩序”[3]，并且还指出“网络谣言具有隐蔽性、炒作性、攻击性、报复性、宣泄性、诱惑性、强迫性等特点，已成社会‘毒瘤’”[4]。显然，这种看法认同网络谣言是虚假信息，具有危害性，而且必须依靠政府权力的介入或者打击方能加以控制。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对于网络谣言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张力。笔者认为虚假信息是网络谣言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并非是虚假信息的网络谣言），这部分“网络谣言”是有害的。而下文的讨论中就将网络谣言界定为是一种有害的虚假信息，所以，国家、社会应对其加以治理。 　　（二）政治沟通的内涵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政治沟通就是“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和意义之信息和情报的流动”，“不只是精英对其民众发送信息，而且还包括全社会范围内以任何方式影响政治的整个非正式沟通过程”[5]。也有人认为，“政治沟通就是政治主客体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通过特定的媒介，进行信息传递，并就有关公共事务进行协商与对话，以达成共识的过程”[6]。一般说来，政治沟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沟通是围绕政治信息的一切传播活动，而狭义的政治沟通是政治主体（政府）与政治客体（公众）之间通过媒介就公共事务进行对话、协商的过程。从政治沟通概念的发展过程看，经历了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阶段、政治传播阶段和网络政治沟通阶段。有学者将它们之间的差别做了概括，“在政治沟通研究的前两个阶段中，研究都强调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的活动，政治沟通的目的就在于劝服和控制公众或维持既有政治秩序。因此，都存在着公共价值的缺失问题，没能体现公众参与的价值。以对网络政治沟通的研究则弥补了传统政治沟通的缺陷，强调要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7]。由此可见，政治沟通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信息沟通是政治沟通的运作机制，而公众参与是新时期政治沟通的重要理念。可以说，互联网时代，信息沟通的机制与公众参与的理念这两方面共同支撑起了政治沟通的理论体系。网络环境下，政治沟通的主体更加多元，媒介形式多种多样、交互式的双向沟通等特征愈发鲜明。尽管政府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沟通，政治沟通也早已有之，但只有当媒介技术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之后，政治沟通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也就引发了社会公共事务中政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