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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陈达探索中国特色人口普查之道 　　1942年夏的某一天，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路过云南呈贡，当地组织小学生列队欢迎。第一天，孩子们在烈日下苦等3个小时，领导没有露面；第二天又等，还是没来；到第三天，才算把领导等来了。队伍中有个9岁的小女孩，戴着妈妈为她准备的草帽巴巴等了3天。回来后对母亲抱怨：“爸爸做的事，真叫没意思！天天在文庙读书，没有人理他。这位客人多威风，前两天接不来，今天我们还是来接呢！” 　　小女孩的爸爸叫陈达，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他每天坐在文庙中做的“没意思”的工作，其实是探索用科学方法在中国进行人口普查，虽“没有人搭理”，不如那位内政部领导威风，却被国际上誉为“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 　　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普查之道 　　这是一座破旧的、杂草丛生的文庙，位于呈贡县城东门街，坐北向南。当时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所在。1938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接到聘书，就任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对于这一研究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寄予厚望。他说：“国情普查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学术的张本。”在平时和战时同属“切要之举”。他还指出，办这个研究所，并不是想依靠研究所的力量完成中国的人口普查，而是要研究出一种“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的普查方法，然后把这种方法交与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可见，这个研究所既是国家的智囊机构，也是国家建设的一片实验田。联系当时政界和知识界“抗战建国”的思潮，可以体会到身处国难的知识分子希图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良苦用心。 　　陈达选择了云南呈贡县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的人口普查方法的“实验区”。每周四、五、六，他前往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两门课程，其余时间在文庙处理所务。美国社会学者仰慕陈达对中国人口的出色研究，曾向他发出去美国的邀请，但陈达却执意与自己的国家在一起。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套最适合于在大量且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中进行人口统计的技术。 　　然而，这项工作开展得并不容易。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文庙并非清静之地。军方多次要进文庙驻兵，陈达只能请梅贻琦致函云南警备司令部转寰。但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枪杆子比笔杆子总是要硬气得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是如此。终于有一天，陆军第五军把骡马数十匹牵了进来。“秀才”们急忙找呈贡县政府反映，县政府的答复有几分官方又有些悲怆：“本府曾据理辩护，并派人领导四出寻找空房庙宇多处，均可驻扎。无奈该军人员表示文庙极为适合驻扎骡马，希望能让与一部房舍”等语。 　　在书生的无奈中，伴随着兵士的骚扰、骡马的嘈杂，陈达的工作蹒跚起步了。人口普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即便以一个小县城为范围，依然需要一支不小的调查员队伍，那么，谁来当调查员呢？陈达最初希望由昆明的150名小学教员担任。在当时，小学教员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应该说，这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由于调查所经费有限，每个调查员每天只能领到伙食津贴国币3元，低微的报酬只招来40个人报名。没办法，陈达只好请市政府出面，征调小学教员100人，又从各区镇抽壮丁239人，组建调查员队伍。抽壮丁对政府而言轻车熟路，但这些“壮丁”有商店伙计、工厂工匠、在家休闲的学生，还有保公所的“基层干部”，鱼龙混杂，根本无法胜任调查员的工作。无奈之下，陈达又回到最初的设想，想办法提高调查员待遇，终于调集了全市小学教员参加人口普查工作。 　　到了调查员报到的日子，上午却无一人前来，直到下午一点之后，才有两三人到文庙观望，“有人吸草烟，有人持旱烟管，无一人带铺盖者”。虽然通知中早已说明每人需自备笔墨和铺盖。近代中国人这种懒散、敷衍、多疑的作风，不但令陈达苦恼不已，多年的战乱更让人们对“抽壮丁”极度恐惧。一听说户籍调查，就自然地联想到与抽丁有关，生怕说出真实情况对自己不利，瞒报谎报比比皆是。有一户对调查员说，家有子女4人，长子已经去世，于是调查员拿出死亡登记书作了登记。3天后，户主却跑到保公所对保长说，长子没死，请撤消死亡登记。保长问其缘由，他说：“妻见穿军服者入门，疑是办兵差者。此长子年纪20岁，正值壮丁年龄。俗有迷信，拿活人报作死人，于本人及家中不利，故请改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中开展工作，陈达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环境，让陈达对在中国开展人口普查之道有了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1941年2月，第一次全国统计会议召开。陈达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提出的人口普查提案获得通过。会议决议，从1941年起各县试办人口普查，自1943年起各省试办人口普查，自1947年起，全国试办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呈贡的经验也提醒陈达，在中国，公事有时还得私办。开会之余，陈达利用自己的“清华关系网”，同各省统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