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授到首席战略官.docVIP

从教授到首席战略官 　　三位长江商学院教授陆续加入顶尖互联网公司，凸显了这些公司对系统性战略思考的渴求。学者与企业家正以一种更紧密的方式合作，探索科技和商业变革 　　在十几年前，谈到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战略，大多与模仿和复制有关。如今，新一代互联网科技公司已经离开了之前的老路，站在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目视全球。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长江商学院起了特殊作用，不仅因为它是新商业理论和商业精英的汇聚地，也在于它接连为中国多家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提供首席战略官。 　　“管理是一种实践，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廖建文喜欢引用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他是最新一位从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战略创新与创业管理教授一职离任，于2017年加入京东（Nasdaq：JD）任首席战略官。 　　在廖建文之前，时任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曾鸣，于2006年加入阿里巴巴（NYSE：BABA），任集团参谋部资深副总裁；主管长江商学院DBA及校友事务的副院长陈龙，于2014年出任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在接受《经济学人》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孕育了许多科技创业公司，它们不只震撼着本国市场，还向全球延伸着自己的影响力。 　　教授在科技公司任职，亦是全球趋势。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JonathanD.Levin对《财经》记者说：“在斯坦福大学，有很多院系都与公司关系密切，很多教授每周会有一天是在公司度过的。一些经济学教授也会在科技公司任职，包括Google、Amazon、Uber、Microsoft有教授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例如Microsoft的首席经济学家Susan Athey，就出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她协助Microsoft建立了数字广告平台。” 　　曾鸣对《财经》记者说，对于商学院而言，如果纯粹讲国外那一套理论，很快就没有市场了，因为那些离中国很远，你需要讲出当下企业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用学术的系统性思考能力形成有价值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江商学院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检验平台”。 　　在同行眼里陈龙是极富学术气质的战略官，他认为掌握框架性思考能力的教授，必须能产生实践洞见，才能有更大的成就。他以亚当?斯密举例，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鼻祖原因有三，一是集诸人之思想大成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二是与当时的前沿探索者们广泛交流、碰撞观点，以致形成新的思想；三是将理论体系与重要实践融会贯通，能够真的理解社会未来的重要趋势，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叫“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 　　如今随着科技对商业的影响越来越深，新兴行业的佼佼者们同样焦虑，他们正前所未有地渴求“预见正在发生的未来”。另一方面，随着公司体量变大、业务变复杂，急需一个角色，来确保将集团战略分解到各个事业部中去。这些正是“首席战略官”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核心价值。 　　在陈龙看来，长江商学院是一个融合之处，因为好的教授普遍都拥有框架性的思考能力，但却往往不能产生实践洞见。很多企业家通常只有实业经验，虽能判断商业的重点与机遇，却无法形成公司的战略体系。 　　“一个好企业若想发展，一位好教授若想成长，都必须同时具备框架思考、交流碰撞?c实践三部分，缺一不可。”陈龙说，“长江商学院不仅改变学生，也改变了教授，它是一个化学反应体，让双方能够真正去理解和推动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情。” 先行者曾鸣 　　三位首席战略官都是在各自企业发展的关键转折期加入，其中曾鸣加入阿里最早，也是最完整地经历了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早在2000年，曾鸣开始研究中国互联网企业案例，那时候他还在INSEAD（英士工商管理学院）任教。由于当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多数在拷贝美国公司的商业模式，曾鸣一时找不到有意思的案例。 　　“那时候的阿里巴巴很小，只有100多人，但是非常独特，没有人能够看清它的未来。当时如果讲新浪，无非就是‘中国版雅虎’，但阿里可以讲很多东西，双方可以辩论。”曾鸣回忆。 　　在INSEAD和长江商学院任教期间，曾鸣越来越觉得技术的变革给商业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是企业所熟悉的传统知识，很多不能用了，企业本身需要一些原创思想；二是商学院的那套传统教学理论，对学员的吸引力急剧下降。所以越来越需要有思考能力的企业家，和有理论背景的教授共同创造新知识。 　　“十年前教授加入公司还很少见。但今天，在美国已经有几百位经济学家在互联网公司中任职，这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曾鸣说。 　　曾鸣一直关注着阿里，2001年给阿里员工做培训，2003年成为阿里的战略顾问，直至2006年正式加入阿里任集团参谋部资深副总裁，“如果不去企业，那就永远是一个学校里的学院派教授了”。 　　彼时的阿里亦处于关键转折点，一方面刚刚接管雅虎中国，次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在香港上市，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