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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精神对北宋李公麟绘画影响 　　摘 要：通过对宋代李公麟白描画的艺术研究，让我们再次认识人的艺术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而进行，各种风格个性都会打上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等的烙印。 　　关键词：时代精神；李公麟；绘画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149-02 　　北宋时期的人物画家李公麟的作品文雅典静、平淡蕴藉。他以单纯的线作为画面唯一的造型和表现元素，通过朴素、内敛、克制、简练又饱含气韵的线条表现人物转折微妙、变化丰富的形体。他将早期只作为壁画创作进行“传移模写”的粉本变成了中国绘画史中一个独立的绘画形式――白描。 　　白描是一种高度简洁、效果明快的绘画技法，它凭借墨线的浓淡、曲直、粗细、刚柔、虚实、轻重及富有韵律的变化，达到对物象形体概括。绘画中的线条的本质是极度压缩的面，线条是人为的抽象、概括出来的。其??我们平常所说的以单纯的线去立形、传神、达意，是以一个抽象的介质去虚拟一个实在。它删削枝节，以线来表达客观事物，不借助借助色彩或其它手段而恰如其分地表现事物的基本特征以及空间、质量，或表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物性格，白描比任何一种表现方法难度都要高的多。 　　其次，单一的线条具有明确的走向。但线与线的相趋、相绕、相包，却会形成运动、变化、飘忽的动态视觉效果。白描的每一条线都服务于形体走向的转折、关节，在构成形体的同时，线条通过互相呼应和自身特点烘托出了一种整体的视觉效果，这种效果即线条的气韵。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将绘画用笔总结为“疏密二体”。“密体”的线条紧凑绵密、匀称圆润、悠缓自然。“疏体”的线条可依据形体需要产生多个变化，做到“笔不周而意周”。唐代吴道子吸取张旭狂草的笔法后，用迅速地下笔将粗细变化不大的线条改造成起落、轻重、缓急均有变化的个性化语言，把“疏体”的线条的表现力量和情感渲染力发挥到极致。李公麟的线条既不像顾、陆的“密体”繁密而单一，也不似张、吴的“疏体”笔劲泼利、锋芒毕露，他在吸收前人疏密二体的特点上创造了具有朴素美感的线条，画面被优美典雅所主宰。以莫高窟103窟《维摩诘变相》与传为李公麟的《维摩居士图》为例，二者在绘画的表现形式、题材内容以及人物造型上虽极为相似，但画面格局前者表现气势飞扬，后者沉静内敛。展示的是两个时代的不同审美理想、精神人文气质。 　　李公麟白描展现的文雅典静、平淡蕴藉风格，我们大致都比较熟悉。白描画的独立地位在宋代确立。这个绘画形式的确立决不是一位画家或少数画家自由意志所造成的，它应该是社会转化的结果。虽然杰出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会体现在艺术家的作品内容与形式等各方面，使其展示独特的艺术魅力。但艺术家总是处在一定的时代、民族、文化、地域之中，他的创作个性就不能不受到他所在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他的创作活动也总会体现着一定范围内社会生活中广大群众或集体的愿望与艺术审美趣味。时代精神对画家的艺术风格是有一定的影响。 　　时代精神是指同一时代的艺术作品常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追求。李公麟所处的时代是北宋文人学士书画活动最活跃的时代，文人雅士们的审美趣味对其他阶层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苏轼是李公麟最为钦敬的人，他不仅为苏轼画过肖像和《东坡乘搓图》，还根据杜甫诗意两人合作画过《憩寂图》。苏轼文心才智极高，又有极为丰富的文艺修养，他所阐发的一系列关于美学和绘画的思想对宋代画坛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苏轼认为人们不应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执着于物，从而为物所支配。只有排除欲望，人们才能和事物建立一种自由的观照关系。人们从这种观照中才能真正得到审美愉悦，才能不拘于外物形模，把握天地万物的“常理”。在人物画的表现上，文人画家希望能摆脱画工那种过于工整、拘于程式化的风格。李公麟的人物画既继承汉魏六朝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成功地将苏东坡提出的文人旨趣给予实现。例如《维摩演教图》中，李公麟所画的维摩诘呈三角形坐姿，头部半侧与微举的右手相呼应， 似乎正在振振有词地说教， 表现出他能言善辩的才能。他目光炯炯， 嘴唇微启欲语， 加上白白的长髯， 更显得老成持重， 智慧蕴蓄。整体形象仿佛不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居士， 而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封建士大夫。 　　作为时代的新思潮――理学也对宋代绘画产生了影响。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云：“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朱熹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收敛身心与整齐严肃的修为方式催生出一种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它从内心的反视、内省、调息与自控，形成宋人含而不露、克制自持、温文儒雅、谨小慎微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