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迟福林).doc

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 迟福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我国将加快推进以构建消费大国为重要目标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乡一体化直接相关联，未来5—10年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将直接推动城市化进程，并由此促进城乡居民的公平发展。 　　未来5—10年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般来说，城市化率达到50%，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68%，处于走向城市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趋势。 　　进入城市化发展时代。经验表明，城市化率在30%—60%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时期。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进入城市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第一，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将全面推进，并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2007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4.94%，其中东部地区为55.15%，中西部地区仅为39.41%和36.96%，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巨大。例如，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第二，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呈现大城市群、城镇化、省直管县等齐头并进的新格局。第三，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过去30年地区间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未来5—10年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 　　进入城市化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时期。无论是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格局，还是以扩大服务业比重为重点的结构性调整，都直接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未来5—10年我国的城市化正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性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城乡一体化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国已开始“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当前，突出矛盾是：由于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二元制度尚未有实质性改变，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受到阻碍，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也只是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未来5—10年，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的城市化率会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为城市发展创造广阔空间。第一，以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为例，近几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1995年的3.58:1扩大到2007年的5.91:1。改变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城乡分割的格局，能够明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第二，以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为例，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直接促进城市化进程。第三，以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例，当前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2亿，尽快改变农民工“半城市化”的体制与政策安排，能够加快农民向城市流动，明显地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 　　推进城乡一体化重在打破体制机制障碍。第一，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改变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范围及水平上的公平。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机制，探索有效改变农村各种资源外流的格局，加快市场资源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的机制与渠道；要通过城乡产业规划布局一体化，打破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实行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模式使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不能形成有机联系，农民难以分享农产品加工增值收益。要通过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资源投入体制。在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实现公共资源投入的城乡一体化。第二，按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要求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形成倒逼机制，某些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安排，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浙江义乌、江苏昆山等在内的全国百强县为例，其经济实力远超过中西部一般的地级市，但现有的行政编制基本上是按照县级标准配置，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实际要求严重不适应。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迫切要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趋势，对行政管理体制尽快做出某些重大调整。 　　“十二五”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 　　从现实情况看，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无论是推进城市化，还是实现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