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社会的制度诉求及其启示.doc

良善社会的制度诉求及其启示 根据两类基本权利的特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组织良善的社会制度之基本诉求：政治领域，维护个体基本权利，尊重思想、言论和新闻的自由，既反对少数专制，也提防多数暴政，反对以“公意”之名侵害个人权利；经济领域，关注交换起点和程序上的不平等，关注弱势者的经济要求，既不相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也不相信“无形的手”的有效性。也即，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具有这样的两大特征：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防止政治寡头铁律导致的个人权利受损；二是经济上的民生主义，防止市场马太效应造成财产权利过分集中。 关于这一点，科斯也表达了大致的意思，他写道：“商品市场中需要政府管制，而在思想市场中，政府管制是不适宜的，应该对政府的管制加以严格限制。在商品市场中，一般认为政府有能力进行管制，且动机纯正。消费者缺乏进行恰当选择的能力，生产者经常行使垄断权，一旦失去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生产者就会不按照各种利益的方式行事。在思想市场中，情况则截然不同，政府如果试图进行管制，也是无效和动机不良的，因而即便政府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结果亦不受人欢迎。”[1]这里的商品市场对应着经济领域，而思想市场则对应着政治领域。 之所以强调要对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对财产权利进行限制，一者，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会导致财产权利的集中，从而危害穷人的经济自由；二者，财产权利的集中还会导致政治权利的集中，从而危害穷人的政治自由，阻碍民主体制的建设。事实上，收入的不平等和财产权利的集中，加大了弱势者通过民主制进行再分配的可能性；面对民主制带来的这种再分配威胁，富裕者为了维护其财产就会努力掌控国家权力，增加对自由和选举活动的限制，乃至对民主要求进行镇压。 从中外历史和现实来看，社会经济两极化加剧往往会形成寡头政治，而社会底层或劳工阶层被动员起来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并组成各种利益团体或政治党派时，由富人掌控的政权就会对之进行镇压；结果，政治动员过程就会演变为政治暴力，并往往导向内战或革命。鲍什就以农村的财富分配与人力资本水平间接测量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晚期的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程度对制度转型的影响，尤其计算了从1950年到1990年期间每年收入分配影响下的民主转型和溃败的概率，统计分析就表明：过去200年间在世界范围内，较高收入平等程度和农村财产的平等分配持续推动了民主化，特别是民主巩固的进程。[2]而且，即使在民主制度已经为人类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现代社会，那些集聚巨额财富的富豪也努力通过掌控媒体、院外游说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这些都影响了社会成员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程度。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的良善制度之基本特性，就可以对我国当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现状和发展作一审视。用下图表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大致处于第四象限的右下角，即D点处；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大致移到了第三象限的中间偏左处，即C点处。 针对目前的现状，国内各经济学派都不甚满意，从而都试图通过种种途径来影响政府决策以使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朝其主张的方向发展。一者，新自由主义者主张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保障个体的自治：政治领域尽可能地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强调个人权利的平等；经济领域尽可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由价格信号和个体伯夷来引导个体行为。为此，西化的主流经济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无论在经济自由度上还是政治自由度上都还不够，尤其是政治自由度远远不够，因而第二象限的左上处B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理想之点。二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国家应该对生产资料的进行集中控制，以一方面一部分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另一些人，而政治权力的集中则是生产资料集中的基础和保障。为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更加民主一些，但同时应该巩固已经滑落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而第四象限的中间偏上处E点或第一象限的中间偏下处E’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理想之点。 与上述两类思潮不同，复杂自由主义则注重堤防两类权力集中的危害：经济领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又主张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来缓和市场机制对弱势者的伤害，政治领域则尤其主张建立议政体呼吁-退出机制以防止寡头政治引发的政府失灵。为此，秉持复杂自由主义理念的人本主义者强调中国社会应该进一步扩大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尤其关注弱势者的基本福利要求，因而第一象限的左上处A点或第二象限的右上处A’点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理想之点。 （略） ?可见，由于财产权利本身具有继承、传递和积累的特性，从而导致金钱权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发生集聚和集中，并由此在经济领域构成了对自由的危害。为此，我们不能将自由等同于不受干涉的市场交换，不受干涉的财产使用；相反，应该在政治、经济的不同领域构建不同的政策体系，其中，经济领域必须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需要通过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