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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乡土教育 温铁军: －－历史阶段变化与主要障碍分析 ? 随着中央政府在2007年以来多次强调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并在2008年确立“两型农业”为长期目标之后愈益把多功能农业发展作为国家政策[3]，参与当代乡村建设活动的志愿者们也越来越自觉地把自2001年以来坚持了十多年的生态农业与乡土教育融合为“本地化”试验的主要工作。 然而，大家在乡村基层工作中往往会感到一种似乎无处不在的张力；中央政府的战略转变实在难以被各地认真贯彻。有鉴于此，就更需要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历史阶段变化。 一、国家需求与现代教育：从工业化到生态化的阶段性变化 应该注意到国内学者提出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观点，这意味着：国家发展及其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教育的本质特性是清楚的。而在国家主导教育方面，百年以来无论在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治经济体制下，不变追求的都是西方的所谓新式教育。并且，即使1949年发生国家政权改变，教育的主要作用仍然不变——都是配合资本短缺条件下国家利用外资和为工业化培养技术、管理人才。 我们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大多数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对制式教育的客观需求都是刚性的。如果需要加深对此理解，可以参考“两缺口模型”和“三缺口模型”。前者是1966年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外援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有效供给与资源计划需求之间存在缺口，即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而利用外资是填补这两个缺口的有效手段。后者则是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该模型扩展而成，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管理、企业家的缺乏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又一个缺口，弥补这一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4] 因此，中国制式教育体系的作用是清楚的——“功”在服务于中国产业资本形成及其扩张的这个历史阶段的结构功能主义需求——国家主导教育按照产业资本需求被格式化了，随资本结构变迁而被规范成现在的结构，包括学科分类及其评价体系。进一步看，既然中国的制式教育是服务于国家主义发展及其上层建筑的，这个上层建筑产生于资本形成和扩张的历史阶段的国家主义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基础；那么，百年教育体系师从西方学得的这种知识标准化、集中化，就应该归因于国家工业化的客观需求。 因此，在过去国家主义资本形成和扩张阶段需求的制式教育体制的问题，不必要用过多的“对错、好坏”去评价，它只是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服务于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 客观上，人类在资本形成与扩张的500年历史过程中，已经相继出现了产业过剩和金融过剩，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重资本过剩”；同时，资本扩张到过剩的巨大代价，被其主导利益集团转嫁给了资源环境和人类社会。因此，在资源环境与生态环保等方面存在越来越巨大的国际挑战。于是乎，伴随双重资本过剩不断制造危机和爆发巨大代价，下一个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生态文明就呼之欲出了。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原来的格式化和制式化的教育中走出来。 生态文明内在要求的教育一定是多样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性内涵就是多样性，因此，2007年执政党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之后，国家正规教育的发展，就迫切需要从标准化的制式教育转为以多学科交叉的多元化教育来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客观需求。所以，以生态文明为理念来推动教育多样化改革应该是当代教育的题中之意。 二、生态文明与乡土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障碍 那么，与生态文明新战略相结合的乡土教育发展，主要面临什么障碍呢？ 首先，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新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生存形态；由此看贯彻生态文明战略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百年工业化期间形成的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及符合其利益诉求的激进发展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不可能自觉改变…… 那也同理，符合于工业化阶段的教育体系内生性地形成了与制式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产业化利益集团、及那些受制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自觉吸附于各种资本利益集团这张皮上的各类权威，势必成为生态文明阶段的乡土教育发展的对立面[5]。而这个利益集团把握教育产业化的另一方面结果，最后也难免把人变成像卓别林演摩登时代的角色——那个见到扣子都要去拧的劳动力。马克思认为，当它完成了对人类的异化时，它的历史使命就终结了。资本的本来作用就在于把人的自然属性尽可能剥离，最好异化为单纯的劳动力要素。由此造成社会各界多年批判教育腐败、政府多年强调素质教育，但教育自身困境却积重难返。 其次，我们认同新时期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随之在教育目标中增加了“人民满意”的提法。但，过去教育界坚持的追赶国际一流的目标也有道理，那是因为我们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没有话语权，更没有标准制定权，因此中国人的标准化、集成化的教育体制需要借鉴西方主流国家的标准和话语。当然，它们的标准和话语是全球化进程得以实现的内因，对此，我们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