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许倬云领导者要有历史感.doc

访许倬云：领导者要有历史感 　许倬云是学术界最杰出的中国史学家之一。他1970年开始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之前担任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把该协会的最高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授予许倬云，以表彰他“终身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促进亚洲研究”，称他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农业史领域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 　　许倬云的听众不止局限在学术圈中。他同时也是时事评论家，尤其是对台湾时事发表评论，是台湾重要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这使得他拥有更广大的受众。现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他又吸引了另一批听众：那些渴望从历史中学习如何管理和如何领导的人们。他的系列讲演集，包括《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和《从历史看组织》等，在管理和领导力领域激发出新的灵感。 　　历史是个数据库 　　刘澜：你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有另外一群听众，是把你看做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管理与领导的演讲者或者写作者。这两件事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许倬云：我对管理和领导的研究起源于我自身对历史的观察。我尤其看重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千年的官僚体制。在我看来，中国的官僚体制中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在讨论现代组织时加以借鉴。其一是有一套严谨的通过公开考试来收罗贤能的流程，以及一个对在职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的体系。其二是相对独立的“御史”机构，担当监察员和揭发者的职责。我们可以稍后再来讨论这些话题。 　　官僚体制的目的是管理帝国，其本身就是众多组织的复合体。它有两面：机构的一面，由政府组成；人的一面，由这个舞台上的演员组成，包括皇帝（他是权力的来源）和他的辅佐者（丞相，大臣，等等）。整个官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帮助皇帝；皇帝位居整个体制之上，实施个人权威。 　　因此，在中国的官僚历史中，我看到了领导和管理的具体体现。这是我进入这个所谓管理与领导力的特殊领域的原因。 　　对我来说，历史是个大数据库。尤其是在管理与领导力这个领域，我们通常是从现存的公司的案例中推导出可以学习的经验和一般原则。然而，法人公司的历史尚不足200年，而我们有两千年的数据躺在那里无人问津。我们为什么不使用那个更庞大、更复杂，而且有着更明显的革命与变革的轨迹的数据库呢？那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领导力与组织的种种现象。 　　刘澜：你是否是说，领导力是一面，而组织或管理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许倬云：对我而言，组织是体制的方面，而领导是人事的方面。领导是对人事的控制。组织是体制化的结构，把个体分门别类安置到具体的岗位上。但是每类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文化背景以及行为模式。任何两类人都不相似。因此我们要两个方面都考虑，一个是结构、功能的方面，另一个是人的方面。 　　因此我所说的领导力会包括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个性因素，等等。而在组织方面，我们看到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它们体现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无法截然分开。他们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两个部分。你不能想象没有体制的领导，反之亦然。 　　从历史学家成为企业医生 　　刘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企业高管讲授领导力和管理的？ 　　许倬云：这纯属意外。在19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嫁入一个企业家家族。她告诉他们：“我的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很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向他学习呢？”所以他们邀请我去给他们家族企业的部门经理和总经理们做了一次讲演。他们提问，我回答。这逐渐成为一个常规的讲座系列。一年以后，这些讲座被编辑成书。我就是这么开始的。 　　之后，许多不同的机构和组织，中美都有，都来邀请我。我在中国的几家商学院做过演讲，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在演讲之后，那些企业家和生意人会请我跟他们进行私下的谈话。例如，2008年在南京，我跟10位来自中国各个城市的人谈话。我们围桌而坐，他们直接提出他们遇到的现实难题，我们讨论该怎么办。 　　刘澜：像是咨询。 　　许倬云：像是门诊。 　　刘澜：你认为历史学家适合担当企业医生这一角色吗？ 　　许倬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然而，我竭尽所能，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和案例来考察他们的问题，分析他们的真实个案。我现在还时不时收到那些曾经参加过讨论的人发来的邮件，提出新的问题让我思考。 　　看这样是否能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历史积累的庞大数据库包含了众多类型的组织问题、困难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在分析这些经理人所碰见的现实问题时，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我不是作为一个商人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提供给他们一些相似的和不同的案例，让他们参考。 　　领导者要有历史感 　　刘澜：以研究美国总统见长的美国历史学家大卫·麦卡洛认为，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拥有历史感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 　　许倬云：当然。不过美国总统的历史也刚过两百年而已。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人造的共同体，以宪法作为其统治权威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