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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在信息时代门坎上 　　“天涯海角”，在想像中曾是那样遥远！ 　　而今，真正的天涯海角已不复存在，人们即使远隔重洋也能听到彼此脉搏的跳动——因为人类已开始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生活的星球也被称为“地球村”了。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潮，中国人开始真正成为地球村的村民。 　　如潮水般涌来的信息表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信息流量的增大，流速的加快，以及流动结构的改变。中国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 　　仿佛是在突然之间，广告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地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报纸、电视、广播、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公共汽车，大至车站码头，小至火柴盒，广告几乎无所不见；从电器服装到食品、化妆品，中国的、外国的几乎无所不有；甚至许多广告词大有取代儿童歌谣的趋势，它们在小孩子们中间广为传诵。“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被关押了26个月的英国记者安东尼·格雷，1988年1月重返北京时极为感慨，因为那些曾经十分熟悉的街道已面目全非：林立的广告牌取代了各种政治标语。今天，中国广告的数量以每年50％的幅度递增，广告经营单位近万家，从业人员10余万。 　　其实，广告业仅仅是信息社会一个最为一般、最为初级的标志，与此相应的还有各类专业信息机构、专业信息报刊。在我国仅仅10年的时间内，已登记注册的各类信息机构有1万多家，专业信息报刊达1500多种，经营信息的人员在15万以上。不仅如此，我国传播信息、处理信息的手段也开始向现代化靠近，电子计算机和电讯设备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越来越迅速地更新。尽管我国的信息业发展水平还远不如发达国家先进，但它为我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信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数字：包括广告业在内的我国现有信息产业年总收入达50亿元之多，而它为经济发展所创造的间接价值就更是难以尽数了。 　　就这样，我们看到了一股滚滚而来的信息浪潮，流过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流过黄土地的每一个角落。接受那么多的信息刺激，我们的大脑既兴奋又紧张。时间节奏加快了，空间距离变小了，中国与世界、与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人们之间从来没有现在这样贴近。 　　对中国来说，商品经济是前所未有的新文明，是无法在传统的经济土壤中生长的新文明。从潮动着的信息中，我们隐约听到了商品经济新文明的足音。 　　新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生活图景，发达国家已进入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信息社会。在灵敏通畅的信息系统疏导下，世界经济联为一体高效有序地运转，以至华尔街患感冒，东京和伦敦也要跟着打喷嚏！ 　　然而信息带给我们的效益并不是一开始就那样的显而易见，那样的至关重要。可以说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需要很多的信息；产品经济对信息的需求似乎也是微不足道。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商业和贸易先于英国工业革命数百年就在地中海沿岸兴盛繁荣起来，随后扩大到整个西欧，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西方的工业化是在商业和贸易的发达形成了市场体系以后才实现的。而在中国，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从来就没形成过统一的市场，商业与贸易也从来都是被排斥、抑制的。清末的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但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工业化。 　　当我们反思中国经济为什么落后时，可以找出许多许多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建起了为数颇多的工厂，但由于没有市场体系，排斥了市场竞争，企业是为了完成计划而生产，不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生产，结果就是低效率低水平。十几年前全国企业订货会也被称作“骡马大会”，因为上万家企业的供销人员云集一地，通过面谈面议达成交易，活像民间的骡马集市！那时企业的供应和销售主要是靠计划，交易会是作为一种有限的补充而存在的，基本上不需要市场供求信息。那年头，风尘仆仆、来去匆匆的出差者，要办理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只需要拨一个电话；甲地急需的物资，在乙地可能正为积压难销发愁。正如联合国开发署前署长霍夫曼所指出：“发展中国家以为建立工厂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这简直是幻想。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建立市场和市场信息系统。” 　　如果说，由于我国目前市场体系的不健全，我们还很难体验到信息的巨大效益；那么当我们真正地踏入到国际市场的舞台后，便又会生出另一番感受。 　　身为四川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敖强访美归来时感触最深的就是信息短缺对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具有多么严重的影响。他漫步唐人街，发现许多原本出自大陆的名特产品，标明的都是“台湾制造”，甚至起源于家乡四川的豆瓣辣酱也不例外，尽管这里出售的味道远不及成都市面上的同类产品。经过调查，他发现原来台湾在美经营信息的公司有110家之多，台湾产品打入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信息公司。更刺激他的是，洛杉矶一商人向他求购医用橡胶手套，他答应转告国内厂家。可是获悉了同样信息的香港商人，迅速地以1毛5分钱人民币的价格从大陆大量收购，再以25美分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