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危险因素的标准化筛查及临床最优化干预体系的队列研究.DOC

研 究 方 案 课题名称 抑郁症危险因素的标准化筛查及临床最优化干预体系的队列研究 起止年月 2016年 01月 至 2018 年12月 方案编号 02，2016年11月2日 方案版本号 02，2016年11月2日 课题负责人 彭代辉 部门 心境障碍科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pdhsh@126.com  研究题目： 抑郁症危险因素的标准化筛查及临床最优化干预体系的队列研究 研究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各种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日益升高，尤其是抑郁症；全球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达10-20%，造成沉重的个人、家庭与社会负担。然而抑郁症的高危因素及疾病机制研究尚不充分，临床治疗现状规范 本项目针对抑郁症高危因素不甚明确、缺乏客观评估及特异性的干预策略的临床不足，提出“抑郁症的个体化高危因素是什么？”和“如何在可干预危险因素的标准化筛查的基础上，开发针对性防治 拟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及预期目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各种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日益升高，尤其是抑郁症，以患病率高、复发率高为特点，是目前精神科领域的常见多发病之一。全球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达10-20%，造成沉重的个人、家庭与社会负担。然而抑郁症的高危因素及疾病机制研究尚不充分，基础研究向临床诊治的转化存在困难，临床治疗欠规范，导致迄今仍存在基层医院识别率低、诊断率低、有效治疗率低等临床难题。 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病理不明、疗效不一，建立有效的集成、标准化分级诊治体系对促进抑郁症临床防治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围绕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较多，目前尚无定论，现有研究涉及到生物、心理、社会多方面的线索。 生物因素方面：（1）研究显示抑郁症为多基因遗传，早发（发病年龄30岁）和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患者家族聚集性明显。（2）性别危险因素研究提示，成年女性罹患抑郁症的比例与男性相比约为2﹕1。（3）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躯体疾病（持续2年以上）等患者的抑郁症患病风险高。心理因素方面：儿童期的不良经历，具有较为明显的焦虑、强迫、冲动等人格特质的个体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影响下更易发生抑郁症。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危险因素的调研侧重于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社会支持系统等。 应激性生活事件是上述危险因子中的主要危险因素。负性生活事件，如丧偶、婚姻或家庭不和谐、失业、家庭成员患重病或突然病故均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如同时存在其他严重不良的生活事件，可以引起叠加致病作用。新近的荟萃分析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数量与抑郁显著相关（OR=1.41；95%可信区间为1.25～1.57），该研究还分析了5-HTTLPR及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的影响，结果发现5-HTTLPR基因型与应激性生活事件之间相互作用与抑郁发作无显著相关性（OR=1.01；95%可信区间为0.94～1.10）。 对于环境因素影响易感个体发病的中介机制，目前尚不明确。既往研究显示应激时，大脑和身体会合成大量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使个体做出反应，染色体、基因的结构或功能变化可能是介导应激和抑郁神经递质改变的分子机制之一；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与雌激素水平的变化与抑郁症的相关性研究较多，但目前的研究方法很难控制干扰因素；炎性标志物例如：白细胞介素、补体等与抑郁症的免疫炎症假设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但是较多研究结果难以重复；神经电生理及影像研究围绕情绪调控神经环路的相关结构及功能进行探索，提示异常结构与功能脑区主要是额叶-丘脑-边缘系统环路，涉及内侧前额叶皮质、扣带回前部、杏仁核、海马、丘脑与下丘脑等脑区的神经可塑性、功能连接的异常，这些脑影像结果与其他疾病的脑影像特征有重叠。 综上所述，抑郁症危险因素研究结论尚难统一，仍然缺乏特异性的识别/诊断标识。 在此背景下，国内有关抑郁症临床规范化防治路径、结局与转归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标准化防治体系的实施远未到位。美国NIMH发起的STAR*D研究是国际上迄今规模最大的、系统的抑郁症临床治疗学研究，提出了量化评估、序贯治疗的临床干预策略，对于国内外的抑郁症防治指南提供了循证证据，然而国内医疗机构基于指南的抑郁症防治实践尚不充分。 神经心理学研究技术从“类抑郁”的动物模型研究疾病机制，到研究精神科抑郁症患者的大脑结构与功能，基础与临床的延续及整合，促使人群中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认知、相关高危因素与临床症状之间的脑功能机制研究有了突破的可能，同时进行针对性的全病程队列研究随访，利用抑郁症患者防控一体化大数据，通过开发多维度的数据整合与提取的计算分析方法，将促进最优化抑郁症防治方案及体系的探索。 本项目针对抑郁症高危因素不甚明确、缺乏客观评估及特异性的干预策略的临床不足，提出“抑郁症的高危因素是什么？”和“如何在可干预危险因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