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 怀念那个有力量世界.docVIP

侯孝贤 怀念那个有力量世界 　　贾樟柯说侯孝贤：“个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体里仿佛蕴藏了巨大的能量。 　　既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又有学养护身的雅致，正是那种一代宗师的面相。” 　　从《风柜来的人》到《悲情城市》，从《南国再见，南国》到《海上花》， 　　再到《最好的时光》，以及筹备四年、即将开拍的《聂隐娘》， 　　侯孝贤用电影为自己铺就了一场回归―他念兹在兹的城隍庙， 　　那个暴力、直接的世界，充满力量的世界。 　　凡有中国人在处，皆能聊侯导，贾樟柯说：“在中国人的世界里， 　　只有侯孝贤能这样准确地拍出我们的前世今生。” 　　 　　曾经不良 　　 　　我的父亲是广东梅县人，我出生四十天的时候，他是广东梅县的教育科长，在广州遇见正在台中做市长的大学同学，邀请他去台湾做他的主任秘书，过了一年，父亲写信回来说这里很好，有自来水，全家就搬过去了。后来，因为北部潮湿，我们全家搬到凤山。 　　长大后我发现自己小时候是很喜欢往外跑的，其实是一种逃避。母亲的颈部有一条很长的疤，她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小孩子不会去问，但心里会有感觉。家里的家具都是最便宜的，带着那种随时就可以离开、扔掉的味道，充满疑虑和不安。 　　八十多岁的祖母常常在包纸钱，说死了之后带到阴间用。她对我特别好，吃饭前总要出去叫我，因为小时候算过命，说我将来会做大官。我的外号“阿哈”，就是祖母叫出来的。 　　上学的时候我喜欢走田里的小路，稻子收割的时候，能看到有人在抓鸟，布上网，用口哨模仿麻雀的叫声，麻雀就冲过来，头插到网眼里。那个戴着斗笠的人走过去，手上一用劲，就把鸟脖子折断了。 　　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都在那里举行，我经常去看戏，布袋戏，歌仔戏，都很喜欢。初中时候开始看电影，开始是拉着大人的袖子让他们带进去，后来不好意思了，就爬墙，剪铁丝网，做假票，看了非常多的电影，反正不必花钱。还看武侠小说，到现在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城隍庙旁边是县长公馆，旁边有芒果树，我每次爬上墙，上了树，在上面??吃芒果，还要吃饱了装满了才下来。那是农业时代，中午时分，太阳高照，所有人都要休息，我怕被人发现，非常专注，这时候就能看到，这边是大院子，那边是马路，很远的地方，有人出来，骑着脚踏车赶路。我专注地“偷”着，能感觉到风在吹，蝉在叫，所有的细节一一刻上脑海，时间被拉长了―其实那就是电影时间了，这对我之后拍电影有很大影响。 　　我还很会打架，少年时代整天很多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赌博、劈甘蔗，还在大树上吊双环。哥哥姐姐都觉得我无可救药，我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但我有一种自觉，接到兵役通知单的时候我很高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要跟以前的生活完全断裂。 　　那些玩伴有很多后来就加入了帮派，社会越来越复杂，利益越来越多，他们有些已经因为毒品或枪杀，去世了。 　　当兵的时候我决定以后从事电影这个行业，至于要做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最早想过当演员，工作之后发现男明星都是180厘米的身高，我太矮了，没可能的，就准备做幕后了。 　　 　　难逃宿命 　　 　　从艺专毕业之后我做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器，每天都要打着领带、骑着摩托车去派名片，人家要是把这名片丢在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有天学校老师电话说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做场记了，做了两部戏的场记，变成副导；做了两部戏的副导，又开始兼编剧。那七八年的磨炼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 　　第一部《就是溜溜的她》，第二部《风儿踢踏踩》，都是喜剧，大卖。后来有人说我怎么不拍一些卖座电影，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阶段。 　　和朱天文从《小毕的故事》开始合作，我们俩聊剧本可能不像别的导演和编剧，而是在一家固定的咖啡厅，我把一些情境、人物列出来，就开始写第一场第二场，隔天再从第一场开始写，再找她来讨论。我们各自讲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很多细节，互相触动。讨论几次之后她回去整理，我就轻松了。 　　和她聊的时候能明显感到她的家人，对物都是很珍惜的，钟是四五十年前的。那种长久的稳定的感觉，跟我小时候感受到的很不一样。这之后会对自己的背景了解得更为透彻，于是决定拍《童年往事》。 　　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受了很多国外回来的人的影响，不知道怎么拍了。朱天文拿《从文自传》给我看，那里有一种胸襟，仿佛俯视世间，种种悲伤他都不会有波动。于是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一直跟摄影师说远一点，再远一点。 　　了解了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后，我知道了人的世界是什么回事，敢去拍历史，也就有了《悲情城市》。台湾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是很小的篇幅，我最想拍的是台湾人长期被压抑的尊严，这有点冒险，但我比较敢，不想批判，只想客观地看它发生。 　　《悲情城市》出现之后，大家都来看电影，形成一个风潮。那是当年最卖座的电影，最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