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声”杜笃之我说服林青霞用自己声音.doc

“台湾之声”杜笃之我说服林青霞用自己声音 　　曾经有个笑话是,在国外影展时,有观众问,“TU Duun Chih的中文是录音的意思吗?我看过的所有港台佳片,录音项目都是这个字。”这个TU Duun Chih就是杜笃之,是和杨德昌、侯孝贤等导演一起将台湾电影带到世界的人,正是他,完成了台湾电影录音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次,成就着台湾电影的“新声音”。也是这位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的中坚分子,眼看着电影起高楼,又眼看着它楼塌了,但他仍在那里默默地培养下一代,为台湾电影工业的复苏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对话人 　　张燕 　　南都娱乐周刊驻北京记者。 　　 　　新浪潮发声 　　“那是最幸福的时代” 　　1973年,音响发烧友杜笃之正式成为台湾中影电影技术训练班成员,那一年,李安也离开家乡考取了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比他俩早一年,侯孝贤已经从台湾国立艺专影剧科毕业。再比他俩晚一年,杨德昌就从佛罗里达跑到了南加州,攻读电影。毋庸置疑,他们是同代人,或许初衷不同,但热忱相似,方才可以从台湾电影“三厅”文化流行的时候创出一条新路。 　　 　　南都娱乐:您是因为喜欢电影才加入中影的技术训练班的吗? 　　杜笃之:其实我那时候对电影不是那么明白,只是对音响、HIFI这些感兴趣,懵懵懂懂的,我那时候是中影的员工,当时他们需要培养新的人才,就办了个训练班,免费的,接近师徒制这样,实际是在制片场里面受训,不是纯理论课程,受训的内容还有冲印、剪接、录音、摄影、灯光……我的同学还有李屏宾(台湾摄影大师),廖青松(剪辑)。 　　南都娱乐:一毕业就遇上杨德昌他们了? 　　杜笃之:嗯,很有意思,等我参加集训班真正喜欢上了这项技术,就是台湾的新电影开始的时候,像杨德昌、侯孝贤这些导演开始成长了,他们也需要改变,需要新人的配合的力量。我们就容易被他们看到,找出来。然后在一起合作的过程里,才真正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做东西。那个时代我觉得是最幸福的一个年代,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新电影的人,都在讨论这个技术要怎么样做好,也都努力做出来,然后被其他一些人看到,大家都很受鼓励。 　　南都娱乐:那时候的大家都是什么状态? 　　杜笃之:就是很热血??腾,像我们,为了录一个声音,可以跑到山上去扫两三袋落叶回来铺录音室那个地,都是很兴奋的,完全不觉得增加工作负担,时间久了,又发酵,整个录音室臭得要死,但大家还是很开心。 　　南都娱乐:听说杨德昌导演在录音方面对你影响很大? 　　杜笃之:嗯,是受了他蛮多的影响。他是《1905年的冬天》的编剧,不过那时候我俩还不认识,但我知道他在那个里面,有人跟我说你有没看到那个个子很高大的,那就是杨德昌。后来我们做了《光阴的故事》,跟杨德昌开始合作以后,每次做新的尝试我就会问杨德昌说觉得怎么样。他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意见。他对这个东西(声音)非常敏感,他的电影里配乐比较少,大部分靠声音来组合,表现他想说的东西。我跟他之间比较要好,平时私下里会聊天。有一次我缺少一个音效,是一个车子半夜开过去的声音,我们两个真的半夜两三点收工后,带着录音器跑到山上去找这些声音。大家是很有劲的。 　　南都娱乐:那个时间是不是都有种使命感,想为台湾电影做一点贡献? 　　杜笃之:对,大家都有这个动力,包括现在,这个动力还在。当时隔了没几年,有一次我跟侯(孝贤)导演聊天,他说我们将来弄一个学校,把我们这些资源都投入这个学校,好好教学。他是一直有这个理想、有这个想法的。今年他当台湾金马奖的主席,他就办了一个金马奖的电影训练班,要了16个各地的新导演,学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大陆、台湾等。他就支援他们拍两部短片,用的幕后资源大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人)。 　　 　　改变台湾的声音 　　“以前林青霞的声音都不是她自己的” 　　从追求“真实感”到做现场同步收音再到引进杜比系统,杜笃之很快地将他的三十年职业生涯划分出了三个阶段,这背后的波折与阻碍,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时的痛楚很快过去,他与导演们的不断尝试和碰撞,最直接的效果是,观众终于有幸在电影院里听到了林青霞、张艾嘉这些大明星本尊的声音。最丰盛的成果则是,由声音开始、到摄影,再到导演的观念,慢慢由点及面,一步一步地改变,所谓的三厅电影,完全被新电影取代。 　　 　　南都娱乐:在您改变之前,台湾电影录音都是怎么操作的? 　　杜笃之:我刚刚入行做处理,那个时候的音效我看了其实都觉得很有疑问,比方说走路,就在原地踏步这样子做声音,因为比较好控制,甚至干脆坐在椅子上,两只脚这样踏。我觉得这样出来的声音没有情感,有的人很生气、有的人很谨慎,走路走出来应该都不一样的。但当年大概是给的时间不够,大家习惯了做音效就三五天的样子,这么短的时间让你不能研究这些事情,接着就培养了一批人能够在三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