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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思想史都是历史 约瑟夫.莱文 我最喜爱的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英国著名哲学家，著有《历史的观念》）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认为他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我很想从相反的方向探讨一下这个命题，即一切思想史都是历史。为什么要重视这些看起来啰嗦而显而易见的论点？总体来说，因为很多历史学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够重视思想观念，而且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创作的时候并不够注重传统的著史方法。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容乐观。 或许我应该让我的观点更明确，那就是我没有过多关注那些写当前状态下的事情而忽视和忘记过去的人。我的论点不仅批评那些将历史的价值放置于他们当前的职业之中的人，也包括那些仅仅引用自己认可的历史事实，甚至偶尔忽略史实的人。我认为对历史编纂学的本质的把握应当成为他们历史论断的基础。我纵览当代那些圆滑世故的人，他们经常错误地否定这一点，但并没有任何切实的根据和可能性来区分历史真实与虚构描写。我现在集中精力于一个更难以捉摸但却更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所有的写思想史的人如果不注重严格的必要的史学研究条件，那么他们的创作将会受到制约。 在先前的叙述中，我已经对传统史学打开了一个口子。我试图修改一个著名的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家的著名论断，那就是昆廷.斯金纳在他的著作《思想史的意义与理解》（《思想史的方法——莫尔、马基雅维利、昆廷.斯金纳》———— 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斯金纳为政治思想研究中的历史学的价值的辩解和在政治思想史的误用中可能出现的误区做了出色的论述。但是他忽视了应当如何纠正这一点。我尽力去描述如何解释和引用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这样的文本，在其他工作开始之前，在修复文本中的语境的问题方面，这是首当其冲要注意的问题。但斯金纳仅仅指出了一个层面：他承认修复描述思想问题在语言学上的语境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其理论性的宣言上（研究凡例），但是他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所有关于作者的情况。我想证明这一点，一个想要在思想史中研究托马斯.莫尔的人，必须首先深入研究托马斯.莫尔写作《乌托邦》的目的，而想要证明一个特例或者在之前的文本的语境中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是绝无可能的。乌托邦在字面意思上是宣告了一个严肃的改革计划吗？还是它仅仅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批判？也许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遐想，甚至玩笑？所有在这其中的说法都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历史文献的确定意义的话，这个创作意图的问题看起来是需要首要解决的方面。我三令五申（按照J.H.赫克斯特的一些说法）要回顾莫尔创作《乌托邦》之时的真实生活以及政治环境——这个问题被我称之为历史原貌。斯金纳读了我的文章后这样回答我，他认为我忽略了他的著作中的要点。不过，当然，我认为他也忽略了我想谈的主要论点。 斯金纳在研究近代政治思想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英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知名学者，掀起了斯金纳革命，倡导历史语境主义，著有《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加入有J.G.A.波考克（英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专家，著有《概念变迁与美国宪法》等）这样的老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被称之为剑桥学派的小组。一针见血的说，他认为，“政治学说和哲学理念在历史上往往被当做为一种演讲之类的语言行为。”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很片面的，历史（历史语境）应该用具有生动叙述的语言来叙述。斯金纳相信一个聪明的史学工作者的首要工作是复原历史上的叙述，然而我觉得建立这种叙述必须要在深入研究作者之前的活动的前提之下：想要复原那些组成论述或演说词的意图和含义，必须把它们放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想法是一个历史性的思考过程的结果，而非一个结论的大杂烩（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不是静止的，而是应当放在一个过程之中，历史人物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是有一个形成衍化的过程的）。任何一种环境下的某些层面具有语言学性质的因素（任何一种历史表述都是依托于语言的，特定的语言制约着这种表述的合理性和倾向，语言的含义发生变化，我们的认识也不能静止），现在已经被公认，换而言之，作为一种过去的想法，去检查这种观念是如何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那里具体传播的路径是非常正确的。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庸俗的历史学家简单地认定许多更为复杂的情况缘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对这种需要的刺激性反应。但如果想要理解一个特定的演说或叙述，将之前相应的演说或论述与演说者发表言论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考量看起来是必要的。我相信过分关注于唯一的研究对象将可能出现不符史实和抽象化的问题。如果我的考虑对于研究政治思想是可取的，那么对于思想史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应用这个思路：比如说哲学史、文学史或其他类似领域。 现在对我来说，举一些例子要比继续谈抽象理论要好，我就方方面面选择了一个例子：一个政治史研究的实际问题，作为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