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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白曲的三种文本类型阐述 　　白曲是白族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歌唱艺术形式，其白语称谓为 baip kvx (zix) 。Baip 为白族，kvx为曲调，zix 为名词词尾，相当于汉语中的儿化音，可省略。“白曲”、“白族调”的不同译名，当为与白语称谓保持相同音节数(两音节或三音节) 而采取的变通译法，其所指并无差异。历来对于白曲的研究鲜有从文本学角度出发的，文本(text) 作为泊来词，其概念的语义指向在不同研究领域中素有大小之别，就狭义而言，它可以指按语言规则构成的词句组合，或是文学作品的书写、印刷及其他媒介形式等; 就广义而言，它可以指称任何意义上存在的语义能指体系，甚至人类的各种文化形态乃至整合精神世界都可视为文本［1］(P18)。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文本的概念经过不断演化已兼具物化与非物化的两面性，现通指“以文字、图像为主的各种物化形态”或者“未被物化的以口语形式为主的一次性演述内容”［2］(P115)。 　　J. M. 弗里、L. 杭柯等学者依据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文本的特质和语境，从创编、演述、接受三方面重新界定后提出了“以传播 － 接受形态论”的文本分类观。作为口头诗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中国各民族史诗也大致基于其划分的文本类型来进行解读。 　　这一文本分类观虽源起于史诗学界，但可由此及彼地应用于民间文学的诸多领域。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将白曲的文本类型归纳为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三个大类(其下或分细目) 进行阐述。 　　一、口头文本(Oral text) 　　口头文本是民间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高的形态，所有民间文学的根基和审美效应都应该建立在这个文本层面上。对于这一被物化前的文本形态，L. 杭柯认为主要来源于民间艺人和歌手，“他们的脑子里有个模式可称为大脑文本(mentaltexts) ，当他们表演、讲述或演唱时，这些大脑文本便成为他们组构故事的基础”［4］(P37)，而每一次演述的文本都是“与以往演述的相同叙事有直接关系的新文本”，并和其他演述过的文本或潜在的文本形成“互文本”(intertexts) 的关联［3］(P21)。与“大脑文本/演述文本”这组概念近似的，早些时候有A. B. 洛德所言“一般的歌(generic song) / 特指的歌(the song) ”，新近则有陈泳超提出的“潜文本/表文本”，无论哪种说法，其实都与口头文本的保守性和流变性有关。口头文本中有一些稳定的要素，如程式、主题等，但其演述形式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再创造而非重复制作，每一次演述都是唯一的且有其专属的作者，这无疑导致了大量的异文产生，故而我们不得不承认: “复数的歌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概念(同一支特定的歌或一般意义上歌的无数次表演) ，比起原创、变体的概念更接近真理。” 　　依据对口头文本非物化特性的界定，石宝山歌会期间的即兴对歌无疑都是口头文本，歌手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程式与主题的积累，他脱口而出的曲词只是他语料库里一小部分原料的组合，例如当一个男歌手在表达求偶的意图时，在长年的聆听与演唱经验中，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若干的备选项目: 是直截了当地说“作花柳”、“成夫妻”或是委婉含蓄地表达? 若是后者，那么是假托“蜂采花”、“人捉鱼”之类的猎捕活动，“饥/渴想吃 × × ”之类的饮食活动或是其他表达方式? 歌手的语料库越丰富，他的演唱越得心应手，即使是长时间地演唱也不会给人以曲词贫乏、内容单调的感觉。在歌手的观念中，他专注的稳定性并不包含词语，词语从来没有固定过而且也毫无这种必要，如羊重代自述: “唱曲这种事，就算我自己，第一遍和第二遍都未必一样的。” 　　目前剑川地区的单首口头文本都是些“篇幅”不长的曲子，百句以上的曲子已鲜有口头文本，歌手在演述传统本子曲时，通常是将白文抄本搁在一旁，边看边唱，然而这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口头文本，研究者如果不明就里，仅凭白曲录音磁带就将歌手演述的传统本子曲归入口头文本，那么极有可能据此得出错误的论断。正如一些学者所告诫的: 我们要特别警惕文本与人群的对应关系，“不能天真地将一个区域内的民众当作均质的一团”［2］(P118)。比如一些被研究者如获至宝地以音像设备加以记录的“流传于 × × 地区”或者“折射出集体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口头文本，很可能只是某位歌手因一时兴起或是出于特殊目的而创作的私人作品，其传唱度几近于零。研究者想要的只是“原汁原味”的歌，相形之下被调查者所考虑的无疑更复杂，自身价值、族群形象、公共舆论、地方文化复兴乃至调查者的国籍、身份等外在因素都会对他的言行造成不同程度的干扰。例如在调查中，就有歌手推心置腹地对笔者说: 他们的“行规”是演唱时对异族调查者要故意地有所保留，“特别是对日本人，不能让他们把我们的这点家底都抄走，不然就是出卖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