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汉2讲.ppt

第二讲：“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汉代（二） 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 汉代楚辞学批评 董仲舒，是汉代大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大批评家。这是因为:是他倡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而确定了儒家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绝对指导地位;是他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和汉代自然科学对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的新认识，在先秦儒学特别是《周易》美学的基础上，建构起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天人合一:董仲舒文学批评 (1)主“天人合一”，重天地之美。这是董仲舒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学说。强调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 此种学说，源于先秦，而成于汉人董仲舒。董氏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提出“天人三策”，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建立“春秋大一统”政治思想体制，以巩固中央集权。这是对天人关系所做的唯心主义的阐释。 然而，董仲舒充分肯定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认为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即所谓“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我们似乎感到好笑，觉得荒谬绝伦，然而，这种看似谬误的“天人感应”之说，在审美范畴之内，却道出了自然、宇宙、天地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人格化的自然的变化同人的情感的变化有某种对应关系，可以“以类合之”、“同类相动”、“类之相应而起”。 从此，“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成为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创作所遵循的--项根本原则。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注重人和自然的结合，实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而在“天”与“人”的关系中，董仲舒特别重人，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所以，天地之美，所注重的还是人的主体性。爱护人的生命，注重人的生命的价值，实现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乃是董仲舒所谓“天地之美”的实质之所在。 (2)重“教化之功”，认为“诗道志，乐咏德”，“礼乐者，道之具”也。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又一特点是重“道”，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天子代表天命，不可侵犯，实现其皇权神授的主张。汉大赋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对帝王生活的铺张夸饰，大抵皆源于此。 (3)重讽谏之美，认为“《诗》无达诂”，一切评述都应该以“仁”为本。 董仲舒论《诗》，注重于《诗》的美刺作用，认为《诗》有“诗人美之而作”者，亦有“诗人疾而刺之”者。可“美”“刺”发挥的都是《诗》的教化功能。然而，董子又认为“《诗》无达诂”。《诗》无达诂，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他们为适应“教化”之需，穿凿附会，使《诗》之意面目全非。 名词解释：《诗》无达诂 本是先秦人解说讲《诗》的一种原则与基本方法，至董仲舒则成为了汉儒解《诗》的理论依据。“《诗》无达诂”之说，为文学批评与审美鉴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读者可以运用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探索作品的艺术境界，从而充分发挥读者作为接受主体的积极性。 “楚辞”之名最初见《史记·张汤列传》。汉代《楚辞》传播始自对楚辞的整理。汉成帝时，刘向收录屈宋及汉人骚体之作而成集，取名为《楚辞》。并为《楚辞》作传，作注。如刘向、扬雄各有《天问解》，班固、贾逵各有《离骚经章句》等，形成了大《楚辞》的学术格局。至于“楚辞”命名之由，当如黄伯思《东观余论》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汉代楚辞学批评 刘安作为首开评论屈原及其《离骚》者，高度称颂屈原的伟大人格，认为《离骚》兼《国风》《小雅》之长，把《离骚》与作为儒家经书之首的《诗经》相提并论。可见刘安《离骚传》是汉初文坛继承以屈原为代表的儒学精神、楚骚美学传统的拟骚、评骚之风的产物。 司马迁继刘安之后，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并接受刘安的观点而加以张扬，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作了更为精当的批评，多为发前人之所未发之论，强调说明《离骚》乃因“忧愁幽思而作”。 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末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后，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屈原之赋《离骚》的创作缘由，显然是精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