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中国的文化的守成主义者(辜鸿铭、梁漱溟) .ppt

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本科生秋季课程发展社会学 主讲人：狄金华 第五章 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辜鸿铭 梁漱溟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 “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 “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 辜鸿铭究竟是何许人也？ 被在当地传教的苏格兰传教士布郎收为义子。 13岁时前往欧洲接受西洋教育，爱丁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在法国、意大利游历和学习。总共长达14年在欧洲游学，后回国做官执教。 几乎全盘洋化的学者，却是一副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直到终老。 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外语，曾为六国使节充当翻译，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第一”。 反对西方的共和，却热衷中国的帝制，视妇女缠足为国粹，把一夫多妻当作天理，曾为此留下世界级辩论：“壶一杯众”论。 这就是狂儒、怪杰、拖长辫的北大教授：辜鸿铭。 他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路。 中国的君主制度，中国传统的“尊王”精神，使社会有统一的意志，可避免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国重义轻利的观念与传统的纲常伦理使社会组织更为稳定，避免西方社会金钱本位与人际间的交换关系；中国的礼、乐传统，使中国人以心灵情感生活，而不像西方人以头脑生活，中国人永远生活在和谐和富有诗意的境界，不像西方人总是发生理智与情感、宗教与哲学的冲突，从而一次次导致精神文化的危机；有了这样的精神，中国人不是不能发展科学，而是不愿像西方那样误用科学；中国文化振兴国家，正像日本迅速崛起，但不单是靠学习西方。 目前进退维谷的最终因由乃在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本质，它仅依赖个人私利保障秩序。 上帝靠其教士（宗教）或法律靠其警察（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办法，此法比儒法低劣多了。儒家并不依赖个人的利益，而仰赖于纯然的德性，不靠惩罚，也不靠奖赏，“没有教士，没有警察，也没有兵。” 辜鸿铭反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第一，文化守成的全面性。宣称中国文化中的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应当保存。 第二，辜氏是一个奇妙而独特的人物，由于其教育的背景，他的文化哲学应该视为西方对现代化批评的一部分，他绝不是如其他亚洲批评者那样的反对西方文化——严格地说，他应当算是现代批评者中东方主义者集团的一员。 第三，终其一生，辜氏不断努力地向西方证明：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第四，他明指攻击“西方”的地方，不是轻蔑所有的欧洲人，而是“现代”半教育的半开化的欧洲人；对于那些“坚持来到日本和中国”的西方人，尤其是对传教士与通商口岸的外国人社区，从来都是辜氏恶狠痛击的对象，他攻击的不是“西方文化”本身。 第五，辜氏并非一个反对西方文明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相反的，他既可视为一个欧洲的现代化批评者，也是一个中国的现代化批评者，由于他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特质，他结合了两种角色。 第六，辜氏大部分着作（主要为英文）的目的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尊重中国文化。 第七，辜氏不明示的文化理论是综合中西文化。辜氏公然表白的恰属此点：结合“一种道德价值的美好之真意味，用旧中国的文明联结于一种理解与阐释现代欧洲文明扩张进步理念的心向。” 辜鸿铭反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其一，辜氏文化哲学的精髓实则来自西方传统本身：19世纪的西方的现代化批评者，如阿诺德、卡莱尔、纳斯钦、爱默生、纽曼以及其他浪漫派诗人。他在西方留学的时候正是这些人最红的时候。 其二，反现代化思想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史模式：从精神“危机”（失去认同）到“觉醒”（找到认同）。 其三，辜氏出于其不寻常的背景：既非西方的亦非东方的，或可以说绝非纯然是中国的——生于外国，在西方受的教育，只讲马马虎虎的北京话，和日本人结婚，没有中国的科举名位，辜氏乃一没有安全感的“外人”，他无疑被中国的饱学之士视为外人而看他不起。或许辜氏始终要证明他是真正的中国人，他遂借对中国所有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地呵护支持来证明他并非“假洋鬼子”。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 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祖籍广西桂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三大流派之一——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之人，同时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漱溟的一生始终在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何处去。”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梁漱溟研究中西文化，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 为了实现自己的方案，梁漱溟与1924年开始辞去北大的教习，深入农村，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