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docVIP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以墨子学为中心之分析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子、哀时客、饮冰室主人、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在当地创办《新小说》杂志，并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来往密切；回国后又曾组织进步党争取宪政。1920年后，脱离政界，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一生完成一千二百万字以上，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1932年林志钧所编之《饮冰室合集》搜集较为完备。 　　梁启超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他不但传统学问的根基十分深厚，熟稔经史子集，在旅日期间受到日本学界对东西学术思想研究的影响，又长期与留学欧美的严复(1854～1921)、张君劢(1887～1969)、丁文江(1887～1936)、胡适(1891～1962)等人往来论学，对西方学术并不隔阂。从今日他所留下来的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作来看，其论述内容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领域，从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到文学、戏曲等，因此许多人都同意任公是近百年来中国少有的博学之士。 　　梁启超自幼便对《墨子》深感兴趣，表示“极崇拜”墨子的思想，他在一生之中的不同阶段，撰有多篇文章讨论墨学。我认为墨学在梁氏学术思想之中虽然不像西学、佛学、史学，尤其是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那么受人重视，却是他的学术兴趣与思想表现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后一致地奠基于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其中尤其包含了梁启超所坚持的群与己的并重。至少自1902年以来，梁启超思想的主脉不应视为集体主义或国家至上主义，他明显地追求一种植根于传统的群己之间的互动与平衡，而个人在此“群己连续”的间架中，是具有终极意义的。 　　梁启超早期对墨学的研究可以发表于《新民丛报》第49、50、51、52、53、57、58等号（光绪三十年5月至11月，1904）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两文为代表。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梁启超当时的思想状况，该文发表之时，他刚刚结束将近一年的美国之行(1903.2.20～12.11)，回到日本，正在撰写《新民说》最后一部分的几篇文章，如《论私德》与《论政治能力》等文。梁启超此时思想的主线已经从宣扬激烈革命，转向提倡渐进改革；从强调学习西方的“发明新道德”，转变为重视源于传统文化的“元神真火”。就学术思想来说，在西学方面，讨论西方经济思想的《生计学说沿革小史》以及论康德、边沁、伯伦知理等文章都已发表；中学方面，因为受到赴美之行的影响，《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一文在第22期(1902.12)佛学部分写完之后，就暂时停了下来。 　　《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的一系列文章综论了中国古今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先秦部分即谈到墨家。梁启超指出春秋末期墨与孔、老并立，三分天下。他的分析环绕着地理因素，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之中，北派重视实际，以孔子为首，南派则崇尚玄想，以老子为魁，至于墨子，他很简单地说： 　　墨亦北派也，顾北而稍近于南，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冲也，故其学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务实际、贵力行也，实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过之；但其多言天鬼，颇及他界，肇创论法，渐阐哲理，力主兼爱，首倡平等，盖亦被南学之影响焉。 　　他也谈到后来墨学分为兼爱、游侠与名理三派。在讨论先秦诸家之派别以后，梁启超本来打算接着写《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一节，但是他却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只好暂阙，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后来他一直没有机会补写。在暂缺的《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一节之后，梁氏撰有《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指出先秦思想的一个缺点是“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不如印度的因明之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而《墨子》中《大取》、《小取》等篇虽有名学之词句，“但其学终不成一科耳”。 　　大约在1902年中期，他还没有能力处理先秦各派，包括墨子在内的思想内容，并评论其得失；而他对墨学中的逻辑部分也没有很高的评价。其后，梁启超介绍了许多西方的经济、哲学思想，又去了一趟美国，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1904年中叶开始，他再次回到先秦诸子的领域，而首先处理的就是《墨子》。 　　为什么梁启超这时认为自己可以讨论《墨子》的学说根据，并评论其长短得失呢？这当然是因为他在这两年之间“悉心研究”的结果，然而其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梁启超在这段期间阅读了一些日文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书，日本人的观点刺激了他对先秦思想的重新诠释。过去我们常注意到梁启超透过日文学习西方思想，但实际上他也透过日文著作来认识中国。他在赴日前期所撰的《东籍月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