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知华”与中国人“知日”.docVIP

日本人的“知华”与中国人的“知日” 　　在日本的每一个书店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而在中国的书店里，能让我看得下去的关于日本的书只有寥寥几本，自打那场战争以后就更稀少了，其中能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戴季陶的《日本论》相提并论的只有梁策先生的《日本之迷》。中国现时年轻的年老的愤青的淫言秽语已经让不少中国人不屑或不敢以客观的态度了解和研究日本了。希望这些人能认真地读一读资先生这篇文章，或有领悟。 　　―主持人语 　　 　　近来阅报看到一则报道：日本人在新疆进行非法测绘，被我国有关当局依法实施处罚。这篇报道并提到日本人借学术交流进行超越许可的测绘和收集资料这不是第一次，过去也发生过。从报道来看，这种测绘确实非常专业，而且在内地中国人都不大会注意到的地区。足见日本人对中国注意之无远弗届。至于这种越界测绘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有其他目的，不好率尔判断。这使我联想起在先父资耀华回忆录中读到的一个情节： 　　先父生于1900年，他出生的小山村位于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的半山腰，只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下平原，交通困难，信息闭塞。全村一共几百户，连村名都没有，因为都姓一个姓，就称“资家坳”。据说是祖先因避祸而举族迁徙于这穷乡僻壤，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直到他少年时代过的还是差不多自给自足的生活，男耕女织，要买油盐酱醋以及杂货和药都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下去赶集。但是山坳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耒阳田心(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时，我因工作需要而读到的大量外国对中国的报道中，往往觉得只有日本记者的报道最“在点儿上”，搔到痒处，分析也较中肯。总之，不论为敌、为友，是崇敬还是鄙夷，目的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只是客观的学术兴趣，日本人对中国的过细研究是无可比拟的。 　　 　　反观中国如何呢？有不少文章谈到在相互的研究中，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甚有同感。其实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对日本维新历史的研究开始也不算晚。胡适在自传中提到，他于1904年到上海上的第一家学校“梅溪学堂”（相当于高小），遇到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原日本之所由强”。他为完成这篇作文可以查到的参考书已经有《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从报汇编》等，装满一大箩筐。那么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