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苦恋》风波.docVIP

我经历的《苦恋》风波 　　一旦出现问题时,成熟的领导人往往不急于处理,而是沉着地静观事态发展。原来,有的时候,时间可以帮忙 　　 　　 　　剧本激起轩然大波 　　 　　20世纪80年代,有部故事片在文艺界引起争议,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就是白桦编剧的《太阳与人》。 　　 　　这部电影根据白桦的剧本《苦恋》改编,内容是写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时在旧中国,家境贫寒,却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青年时期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凌晨光一直反对国民党政府,为躲避特务追捕只好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享受过一段快乐时光后,就赶上十年“文革”浩劫来临,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无奈之下,决定和男朋友一起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靠吃生鱼、老鼠粮生活,成了荒原上的野人。剧终时,雪住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也将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呀,爬呀,最后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的争论持续了两年多。起初,文艺圈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影片如何如何“反动”,有的说其实只是说了真话;更多的人则是保持沉默,是也好,非也罢,都不表态。这时的政治大气候应该说还不错,文艺界多年受压制的人出来了,上边还明确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 　　 　　1981年春天,批判《苦恋》的文章开始见报,只是还没有形成大阵势,一般人也不会关心。直到唐因、唐达成两位评论家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才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尤其引起文艺界种种猜测。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随后,多家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人们普遍担心又要搞政治运动。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从批判文艺作品开始的。 　　 　　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 　　 　　可能是有关部门不想造成“搞运动”的影响,就开始在宣传上加以引导。《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则加花边的小消息,由白桦所在单位党支部谈白桦现状。当时,我在《新观察》杂志社任时事政治组组长。凭着多年从事报刊编辑的敏感,我觉得,这样的报道并不太有力,如果让白桦自己站出来说话,似乎更能令读者相信和有力量。 　　 　　恰好这时主编戈扬在外地出差,杂志社由副主编杨犁主持工作。我就向杨犁和编辑部主任张凤珠建议,约白桦自己写一篇文章谈他的近况。这二位觉得我的建议可行,就让我负责找白桦约稿。 　　 　　我跟白桦相识于《工人日报》时期。从好友处得知,白桦当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我就给白桦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他当即答应写一篇文章给《新观察》。我把此事跟杨、张二位汇报后,他们都很高兴,并立即叫来美术摄影组组长潘德润,让他跟我一起在北京采访白桦,给白桦拍一张近照放在封面上。 　　 　　后来,白桦到北京,拍了照,我们具体商谈了所约文章。他回到武汉,很快寄来文章《春天对我如此厚爱》。经过我和凤珠、杨犁认真三审,刊登在7月25日出版的1981年第14期《新观察》杂志上,只是没有在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领导主要考虑那样做声势太大,容易招事。 　　 　　在这篇文章中,讲述完自己近年生活和创作情况后,白桦说,“我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地读着那些陌生人们的函电,想像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六月中旬接摄制组通知,前往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修改后的样片。当我离开武汉上火车的时候,才感到武汉连续的晴天还没使气温上升到三十度,真怪!武汉的春天竟破天荒延续这样长!是我在追踪春天呢,还是春天对我特别钟爱呢?” 　　 　　白桦在文章最后说:“我情不自禁地暗暗得意,今年我却能和春天如此长久地相聚,虽然也有风雨,但它是春天的风,春天的雨……到处都是一片新绿,‘天涯何处无芳草’,柔弱而众多的小草啊!你们才是春天的象征……” 　　 　　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读者来信打电话,让《新观察》编辑部向白桦转达他们的关心、问候和担心。不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也给杂志社招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后果完全与我的组稿意图相左。 　　 　　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天傍晚,我正在家中洗菜准备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