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之外第三条道路经济治理.docVIP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治理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在经济治理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研究公共资源治理结构的奥斯特罗姆和分析企业治理边界的威廉姆森。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称,正是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促使经济治理从科学研究的边缘走向了前沿。 　　正值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余波未平之际,人们对华尔街复杂的定价理论,产品模型产生了厌倦和怀疑的情绪,所以研究组织治理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能再次获得诺奖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统上,经济理论是关于市场的理论,研究的中心是市场价格。然而至少有两个原因使经济科学应该延伸到价格理论之外。首先,只有适当的合同被制定和执行时,市场才能够正常地运行,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支持市场运行的机构;其次,大量的经济活动是在市场之外发生的,比如家庭、公司等组织中,所以我们需要理论来解释这些实体存在的原因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 　　研究经济治理的关键问题就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交易,哪一种管理模式才是最合适的呢?在公开市场,企业内部还是由政府提供?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它们相对的效率性所解释呢?2009年获奖的两位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这些问题,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由资源使用者管理公共资源的大量实证案例,解释了一些交易发生在公司内部而不是市场的原因,他们都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关于非市场机构的理解。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治理结构理论 　　 　　奥斯特罗姆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公共资源的治理。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公共财产因为其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不相等,因此个人使用公共财产时只把个人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忽视了对他人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案例就是“公地的悲剧”,所以公共资源应该交给中央权威机构或者私有化后由个人管理。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颠覆了这一传统观点,她发现资源使用者常能开发出复杂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来解决各种实际利益冲突,并且归纳出了良好合作机制所具备的特征。 　　 　　两个失败的案例 　　奥斯特罗姆列举了一个关于亚洲???陆草原资源管理的案例。几个世纪以来,在蒙古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相邻区域的草原上都有放养牲畜的习惯,历史上这整片区域都是由游牧民族统治的,他们会带着所饲养的牲畜一起进行季节性的迁徙。在蒙古,这种传统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被完整地保留着,而邻近的中国、俄罗斯的草原则被置于完全不同的政府管理机制之下,在那里中央政府实行农业集体制,所有的居民都必须永久地居住在所选择的地点。从卫星图像得到的结果显示中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土地退化严重。 　　与上述政府管理的方法相反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土地的状况,解散了原来的人民公社,把内蒙古地区的许多土地私有化,单个家庭能够获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这种私有化的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使居民永久居留在同一片区域而不是恢复传统的游牧习惯。结论是:政府管理和私有化比起基于传统的集体管理并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反而会导致资源的加速耗竭。 　　还有更多的例子能够表明由本地使用者管理资源比外部管理更加成功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发生在尼泊尔,在那里传统的灌溉系统在很长时间内成功地为沿岸的农民分配水资源,即使这些由石头、泥土和树枝建成的大坝是非常原始和简陋的。 　　在一些地方,得到外国资助的尼泊尔政府转而修建新大坝,但是这些有着完美工艺和设计的工程却大多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现代化的大坝虽然更加耐用,但是却损害了上游和下游使用者之间的长久以来的联系。既然大坝很坚固,那么他们就没必要在维护大坝上进行良好的合作。因此,上游的农民会想尽办法抽取超比例份额的水来灌溉自己的土地,而不用担心引起下游农民的不满,从而失去维护大坝的劳力。这样下游的农民得不到充足的水资源来种植粮食,双方也都不会费尽心力来保护共有的大坝。最终的统计数据表明,在使用原始大坝时的总粮食产量是高于现代化大坝的。 　　 　　教训 　　以上提及的两个失败案例都涉及到现实世界在经济管理上的不足。如果我们想要阻止自然环境的恶化,实现可持续的长期使用资源的方式,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学习公共财产管理成功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而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就教给我们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建立维持合作的深层机制。她指出由资源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组织,进行自我管理,经常能够比公开指定的管理机构做的更好。所以,之前对于公共财产的标准的理论论据是过分简单化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使用者自己能够制定和执行约束资源使用的规则,同时低估了有关私有化和政府管理的实际困难。 　　私有化的可行性是取决于可测性和可控性,比如说,如果监督分配的成本是昂贵的,那么有效率的私有化就应该是使得所有权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人手中。而另一种方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