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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棉布鞋
一 双 棉 鞋
树叶儿忽闪、忽闪的,在清澈的秋风的凉意中,悠悠然的飘落。静静地躺满灰黑宽阔的柏油路两旁,不想有丝毫扰攘。可一辆辆急匆匆飞驰而过的大小的车辆的惊扰,那一层的落叶儿,如一群褐黄的蝶儿翩舞着。
妻子来电话,再三嘱咐我,给儿子换上皮运动鞋,不要再穿网眼运动鞋了。
挂断后,我又回想起那双棉布鞋。二十六年前,大雪纷飞的冬季,母亲从一百四、五十公里外的老家捎来的一双她亲手做的棉布鞋。
那是一九九零年,我就读彬县师范学校的第二年冬季。
那个冬,蜷缩在一圈儿山塬围城环儿的彬县小城,冻得打哆嗦。横亘着的褐黄古朴的山塬,被大雪压成了如薄薄的泛出满身白絮的柿饼。颤颤的低矮着。
母校门前,环拥着、滋润着这小城的泾河水,凝滞了潺潺欢唱。那个冬季,周日和同伴们就去溜冰,偌大的冰面被我们疯成一片的少男少女的笑声打磨的光洁如玉。往往暮色袭来,才离开泛着酡色夕辉的冰面。
学校里的开水房,锅炉里沸水呜呜作鸣笛声,可通向水龙头的铁管冻得实实的。只好去校西面西街附近的农家一毛钱买一壶热水对付着。记得时任校教务主任的张宝民老先生在集会时说,是建国五十年来彬县最冷的一个冬季,最冷零下将近三十度。
那个冬季,十九岁的我,脚上还穿着一双我一直钟爱的白帆布运动鞋,在冰天雪地的室外冻得脚好像塞在了冰鞋中,抱怨着天把这儿当南极了。
一天,邵智勇老师捎话,校门口的传达室让我领东西。记得晚饭前沿着打着冰滑的枯柳下的砖路,一路小跑,还很纳闷,哪来的东西让我领?到门口,传达室的老师给了我一张纸条“彬县师范学校种文华”,竟是母亲写的字,随后一双棉布鞋塞到我手中,说是绛帐拉煤的司机师傅捎来的。
领棉鞋回宿舍的路上,眼泪竟流了下来,在寒气中,脸上两道儿冰凉。
看着这双崭新的棉鞋,心里暖暖的。抱在怀里的不是窝窝头棉鞋。黑条绒面,高鞋帮,穿鞋带的扣眼一排五个,新灿灿的,鞋底是手纳的“千层底”,麻线绳头疙瘩在鞋底排成整整齐齐、密密实实的行,白洋布镶边儿。在当时已是很时髦的手工棉鞋款式,穿在脚上保准暖和,比起那些有点土的窝窝头棉鞋不知要帅气多少。
又回想起上学年冬季。我们班男生三间宿舍,家境好点的同学,穿上了皮棉鞋,我的上铺是丁小军同学,一双皮棉鞋,一条驼色围脖,我羡慕了好久。当然也有穿大头窝窝的长武县同学。可那个冬季不太冷,一整个冬天我穿的总是那双“七星”牌运动鞋。一点儿也不觉得冬季脚上的寒冷。
因为我那时是学校田径队短跑运动员,每天参加训练。常常被李小龙老师每天带着从学校门口出发,沿着312国道路边,在两边的山塬夹成一条川道的冷气中,嘴里吁着白气,一双劲健的脚欢快的奔腾。一直到彬县火石嘴大桥再折回来,一个训练里程五公里。还不算回来在通向操场的大斜坡底下的体能训练。我的体能在当时已属优秀,仅就敏捷度,在打球赛时李小龙老师夸过我一句“个家伙,像雪山飞狐”。
寒冷的冬季,我还是一直坚持我上初中以来的冷水洗脸,甚至洗头的长期习惯。
这些锻炼和习惯,在寒冷的冬季,再冷,还只是感觉有点儿冷罢了。我的体格已能和年级最强劲身体的同学打二人“顶牛”篮球对抗。也不输分毫。可母亲怕我冻着,硬是把棉鞋从一百四、五十公里外的老家捎到连彬县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儿子的手里,这样,也许在那个冬季母亲的心里才会觉得不欠缺点什么。
可回到宿舍,我把那双棉鞋放到了床底下的纸箱子里,舍不得穿。
在那天晚上,舍友打着微微鼾声,睡的很香,月的冷光把我头旁的窗户照的银亮亮的。怀里的热水袋暖暖的,我一直睡不着。我母亲送鞋子的身影老是在我的眼帘晃着。
渭河边的种家庄窝在冰天雪地中,母亲天麻麻亮就走出了村子。一村的人家还没一点儿响动,就连狗也冻得不愿叫,准是把嘴藏在窝里的麦糠里暖着。母亲穿过盖着厚雪的麦田,踩着咯吱咯吱响的没过鞋帮的雪,走过镇子上顶着个白帽的南门楼,拐过镇子东头的看守者这古老街巷的语录塔。在寒风中,母亲包头的草绿色头巾因走的热了绑在了脖子上。一路打了好几个趔趄,手里抱着要给儿子的棉鞋,走了七里多的路。当母亲听到陇海铁路上火车的哐当哐当的清亮声时,就穿过铁路,来到火车站东头,双庙坡底下的县砖厂的大门口,眼睛巴望着厂里有开出来的运煤车。县砖厂生产的内燃砖,在关中道那时很有名气,都上火车外运了,生产很紧张。有大车出了厂门,母亲一辆一辆的打问着。当她打问到了去彬县拉煤的车辆时,央求司机把棉鞋给我一定捎到。汽车的尾巴吐着白气,在两条雪痕中哼哧哼哧爬上双庙坡顶拐了弯 。母亲就觉得儿子不会冻脚了,这个冬才会安心。
我老是回想着,母亲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怕在远处的儿子冻着,在晚上昏黄的灯下纳鞋底的身影,长长的麻线头上一明晃晃的大长针,母亲偶尔还要在额头篦一下针头,在套在中指的顶针上使劲顶一下,就穿透厚厚的鞋底,拽过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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