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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的实用性与非艺术性 　　作为文化的顶级形态，文学是一定文化空间诸要素合力的结果。文化空间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这是国家推行的观念体系，对文学艺术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官方提倡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既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又以不同途径和方式证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于是，“学术---意识形态---文学”成为一定时代文学生成的基本模式。中国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存在两种情形。一方面，在大多数朝代儒学独享“国学”地位，宋代以来更是如此，国家推广儒家经典，士大夫终生研习儒家经典，流风所及，整个社会依据国家提供，士大夫示范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有条不紊地运转。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找到纯粹由儒学主导的朝代，思想倾向某种非儒观念的朝代或人物则比比皆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如汉代 “诗大序”在诗歌的性质、作用、内容、体裁、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体现了先秦儒家对诗乐的重要认识，“抒情言志”、六义、美刺、兴观群怨、“经成厚美移”等观念就是标准的儒家诗论。但汉代绝非儒学一统的朝代，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的 《淮南子》便呈现矛盾色彩，思想以道家为主，杂以儒、墨、申、韩之说，同时又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上述两方面的结合组成传统中国文学生成的基本文化空间，传统文学主要建立在儒家思想提供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同时各种非儒学说从未退出文化舞台，个别时代甚至与儒学双峰并峙，共同刻画文化空间，成为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的基础，推动文学形成大异于前的风貌，比如近代。 　　一 　　“子学”始于先秦，是历史相当悠久的学问。按 《隋书·经籍志》， “子部”涵盖儒、道、法、名、纵横、杂、小说、兵、天文、历数、医等多种 “家”,《四库全书》中，“子部”不仅包括先秦诸子，而且涵盖秦汉以后诸家著作，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道家类、释家类等。后代所谓 “子学”一般遵循司马谈的说法：“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西汉刘向增补纵横、杂、农、小说扩充为十家。 　　这份目录单显示诸子百家地位原本是平等的，都是 “（诸）子学”.“独尊儒术”之后，各学派经过一番博弈，儒家思想逐渐上升为具有支配意义的思想，对这个学派典籍的研究也上升为 “经学”,成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基础与核心，在思想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非儒学派 “降格”为 “子学”,与蔚为大观的经学研究相比，“子学”彻底沦为附庸，鲜有问津，直至近代。 　　近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学术对社会的干预程度远胜于前，学者的思想不再囿于纯学术研究，他们突破传统儒家学说和国家意识形态，援引各种非儒学派思想为推动国家富强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近代文学迥异于传统的生成模式是知识阶层出于社会和政治目的从外部推动生成，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文学直接为表现政治主张服务，这是政治宣传；二是学术为政治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思想趁虚而入，国家意识形态遭到空前压制，民间意识形态如荒野蔓草般疯长，各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左右着文化空间性质与走向。这样，文学生成模式不再取决于清政府倡导的国家意识形态，近代文学在这一点上至为清晰。近代文学既然在民间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化空间中生成，那么学术界的主流价值取向便至关重要了，而近代学术背景有三，一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二是儒学走向今文学，三是 “子学”兴起。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已有太多成果，此不赘。儒学走向今文学是一种内部调整与转向，仍然是 “经学”,而子学兴起造就中国学术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那就是一改此前 “经强子弱”,出现 “经、子并峙”格局。这不是清代官方推动的结果，而是在外敌入侵、国势衰微的局面下自发形成的 “民间意识形态”. 　　近代现实处境把与国家、民族相关的一切硕大无朋的问题都推向了必须要在不长的时期内做出选择的尴尬境地，异常活跃的思想界则为这种选择提供多种可能性。后来的历史事实显示，最终胜出的是实用的、通俗的、西化的观念，清代官方默许的 “儒 （朴）学”虽未彻底退出，却不再具有支配地位，这意味着传统 “经学”及其连带的 “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同时丧失。于是传统儒学内部产生矛盾，汉学 （朴学）被认为是无关致用的空疏学问，知识界需要更有用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对 “用”的一贯追求是中国思想界的共识，形成一个专用词汇：实学。由于 “用”的含义处于流变之中，实学的含义也因时、因地、因人不同，对某种 “空虚无用”的学问的批判成了学者标榜自身“实学”的基本路数，经过多次破与立，“实学”的含义在清代形成三次转向[2].第二次转向矛头便指向汉学，古老的 “汉宋之争”又一次被摆上台面，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攻击执着于训诂考据的汉学对个人知识有所帮助，但无助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