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潮流下角色困境.docVIP

民本潮流下的角色困境 　　在近一年多来一场有关“原罪”的舆论大合唱之后， 中国的有产者正在陷入自身社会定 　　上榜富豪的每一次落马都会引起媒体的一阵狂炒，并带出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感慨。这并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媒体有追逐丑闻的冲动，大众有观看人生戏剧的需求，即使当一群自认“干净”的企业家聚在一起来互贴“阳光富豪”的标签，也不妨看作是一场有趣的表演。在创业型的富豪还不能主动向社会提供就业和税收之外的其他贡献时，偶尔用他们的故事来娱乐一下大众也是一种义务。 　　有些反常的是，这场合唱迄今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先富起来的人”与其他人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解，有产者们的低调和惶恐越发明显。而且，在新潮的理论推动之下，原先的泛泛之谈正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指责和相应的建议，并在某种程度，或某些方面开始发挥影响政策的作用。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 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正在经历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从强调集中领导和权威性到强调以民为本，体现亲民与务实。 　　民本主义不是新鲜事物，自2000多年前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民本主义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在当下中国的回归，显然与弱势群体和贫富分化问题的日益扩大密切相关， 同时，在它日渐成为主流的政治指导原则后，又相应强化了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注重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在寻找问题之源和解决之道的时候，要谨防“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事实上，富豪的问题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打击富豪实际上不能给解决贫穷问题带来任何帮助，而只是一种对穷人的情绪安抚和麻醉。放在世界大舞台上，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财富总量不足，社会整体落后，这需要不断加强增长的动力。20年的改革历史已证明， 中国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凡是在涉及全社会的问题上停下来整顿和清算，必定陷入争论和运动，最后带来倒退： 　　有人将当下的舆论调子称为“东部歇一歇，富豪动一动”，若果真如此．这既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和地区的尴尬，也将是社会活力停滞的先兆。 　　就像百富榜的制造者??润所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在其中人们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是中国上升最核心的因素。”而当有产者先天就没有道德的优越感，也丧失了主流的话语权，同时自身的利益团体还未成型时。他们的事业根基和心态还十分脆弱。如果他们承受不了精神十字架的重压，如果选择了对财富的挥霍、藏匿或转移，如果他们选择了停止，失去了强烈的冲劲，“中国奇迹”便要宣告结束。 　　从社会的功能组合来说，企业家的职责是什么?是以“主动精神和对未来的洞察力”来组织各种要素，创造财富。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则是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就让创造的归创造，分配的归分配吧。八方来声 　　蔡永飞：北京应该“杀富济贫”了! 　　瑞士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最新公布的“2003午世界城市生活成本调查结果”显示，2003午，北京名列东京、莫斯科、大阪、香港4城市之后，成为全世界城市生活成本排名的第5名，比日内瓦、伦敦、汉城、苏黎世、纽约等城市还高。 　　北京人的生活成本走在了世界前列，这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真正具有现实购买力并且使北京人生活成本升至世界第五的，只可能主要是富人的钱! 　　问题不在于北京的富人有没有权利花费自己的生活成本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在于，当他们在那里消费的时候，便拉升了所有人的生活成本，因为有他们存在，便让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北京人难以吏付生活成本；按照博弈理论的观点来看，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存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已经并将继续呈现生活质量下降的趋势，富人们的消费已经在损害并且越来越严重地损害穷人的利益了! 　　比如，北京的房价居全国之首，黄金地段高达1万多元／平方米，北京大多数老百姓当然买不起这样的房子，但房价却还在上涨。推动房价上涨并居高不下、导致穷人难以承受改善居住条件的经济压力，正是富人对房产的巨大消费能力。 　　再比如，北京市私家车越来越事，有的富裕家庭已经在买第二、第三辆小汽车了，但大多数低收入者只能听任人家的小汽车停满小区院落，每天上下班途中只能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身心疲惫、闷闷不乐地耗去几个小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许多私家车无偿占用了属于公众的空间，在富人们开着小汽车享受较高质量的生活时，直接追成了穷人们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提高。 　　至于现阶段最能体现生活质量的那些享乐、休闲、健身服务场所， 当然只能是高收入者出入其中，收入水平在北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640元左右或以下的人，谁会拿每月1500元左右的收入去挥霍无度、纸醉金迷呢?毫无疑问，穷人因收入低而无缘享受高档次的休闲娱乐看上去跟富人并不相干，但正是富人们在休闲娱乐场所的一掷千金，才维持了休闲娱乐消费的较高价格，而使穷人望而却步。 厉以宁：“杀富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