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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京都大学的6000册书 　　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 　　 　　不久前从日本运来的225个纸箱子，摆满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地下一层的楼道。地下一层是资料室所在地，最近，一个专用房间被清理出来，里面码放了44个一米多高的铁皮书柜。那225个纸箱子里的6000多册日文图书，今后将填满所有柜子。 　　“这是一个学者在40年学术生涯中，一本一本地买，积累起来的藏书。现在一本没剩，全拿来了。”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博士说。藏书的学者是已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镰田元一，刘晓峰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京都大学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其文、史、哲研究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镰田元一教授生前任日本史系主任，是日本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去年因癌症病故后，148个日本史研究学者联合撰写了一本纪念论文集，其学术威望可见一斑。 　　 　　学术界的善意 　　刘晓峰200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教日本历史。2005年去日本拜访自己的导师时，他感慨在中国研究日本史之不易，缺乏日文资料是主要障碍。当时镰田元一表示，学者最忌讳的事情是死后藏书散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按照一定的研究思路慢慢配齐的。如果能有一个学术机构完整保存这些藏书，供后人研究使用，对于学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久，镰田元一患癌症，病逝时才过花甲之年。 　　镰田元一的6000多册藏书折合成人民币约145万元，YKK中国集团捐助了20万元运费。但是明码标价并不能完全体现这批图书的学术价值。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藏书是日本学术界横跨几十年累积整理出版的重要资料，具有永久的保存和利用价值。在日本史方面，藏书涵盖了战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向的几乎所有主要研究成就。还有一点值得称道，虽然镰田教授生前有意将图书捐献，但是并没有留下明文遗嘱。他过世后，妻子和学术同行共同决定将书捐给中国，因此捐书是日本学者的集体行为。在3月27日清华大学的捐赠仪式上，镰田元一的夫人镰田百合女士说．她真诚希望这批图书能帮助清华大学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并促进日中友好。希望这批图书能帮助清华大学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并促进日中友好。 　　刘晓峰将这件事解读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善意。然而，他同时指出，中日民间的敌意不容忽视。比如这批书运到天津后，被海关扣了半个月，因为书单上有不少“支那”和“日清战争”的字眼(照片)。早年的日文书称中国为“支那”，日本人至今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刘晓峰为了把所有图书运回清华，特意跑了一趟天津海关。跟海关的接触中，他感觉中国人脑子里有一根弦绷得太紧了。“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才要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目的是了解未知，把握对方。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按照今天的需要全改过来。改过来就不是历史了。原来的史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批判是另一回事。” 　　如果说“捐书”和“运书”是善意，那么“扣书”则表现出根深蒂同的敌意，两者之间缺了什么呢?“日本离我们很近，但是我们很少仔细去看看日本。有人天天喊，有打到日本的，有中日友好的。但是谁真正地把对方的东西好好地做个分析?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刘晓峰说。他认为，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中国的研究上，日本学界也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中国。比如唐令研究，日本就走在中国的前面。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在唐朝发展到高峰。唐朝的法典由律、令、格、式等形式组成，多达百卷，有六七千个条文，对后世影响重大。特别是“令”。规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指导和规范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活动的有序展开。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律”还能看得到，令、格、式在元明以后就废弃了、失传了。7世纪，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并在日本有效施行200多年，后来大部分条文也失散了。从1904年开始，日本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将其复原。他的工作没有做完，便交给了自己的学生、学生的学生。4代日本学者历经100多年努力，先后在1933年和1997年，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 　　“直到今天，我们的唐令研究，也不敢说比日本人先进多少。我看到《唐令拾遗补》的时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们中国人讲汉唐啊!自己最重要朝代的国家制度，最好的研究在人家那!历史研究就是这样，重要的东西人家做出来，你绕不过去。”刘晓峰感慨地说。2006年底，我国学者整理出版了《天圣令》，使“唐令”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本著作招来了不少日韩学者，回忆起带着日本学者买书的情景，刘晓峰感到十分高兴。 　　学术研究并非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之物。历史证明，日本学者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对外政策判断要比政策制定者更有远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