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鸣心乐活音乐大家.docVIP

杜鸣心乐活的音乐大家 　　80岁的杜鸣心和百岁名琴。杜鸣心的爱琴是世界名琴德国产For8ter，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建国初，杜鸣心在码头偶遇一位俄国人预卖此琴，对它一见倾心，以650块买下。后来杜鸣心重新配了一套昂贵的象牙琴键，替换严重磨损的原琴键。10年前，一位香港乐器商见到此琴，惊叹不已，听声音发现琴锤老化严重，主动提出帮忙找一套原装琴锤。不久，乐器商有机会去德国Forster原厂，当他把这个古董琴的故事讲给厂商时，琴厂负责人免费赠送了一套原装琴锤给中国这位著名音乐家。 　　 　　11月2日晚，上海大剧院座无虚席，指挥家陈燮阳手腕一抬，像点开了一个无形的开关，一首美妙的交响乐《对阳光的忆念》缓缓溢出，融化在大剧院的空气中。 　　乐曲时而奋进，时而欢涌，旋律流畅悦耳。结束时，陈燮阳将观众雷动的掌声引向坐在台下观众席的一位老先生，他就是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杜鸣心。 　　 　　《红色娘子军》中的“黄色歌曲”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杜鸣心这个名字，但是提起他的作品，妇孺皆知，最广为传唱的就是红色经典之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 　　1964年春天，为了向国庆15周年献礼，以吴祖强为首组建了一个5人创作小组，目标是在半年之内创作出一部红色经典。杜鸣心就是组员之一。不久，“文革”开始，中央音乐学院停课闹革命，老师们作为“臭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改造。杜鸣心被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到中央芭蕾舞团，虽然免去了“劳改”之苦，还能从事音乐工作，但在那个特殊时期，从事这么重大的任务也是提心吊胆，还差点儿闯下了不可挽回的大祸。 　　有一次，江青来“中芭”审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情况，当听到“斗笠舞”的音乐时，她立刻愤怒地指出：“这个音乐怎么那么像黎锦晖啊?”此语一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黎锦晖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音乐家，在抗日救亡的危难关头，写了一些软绵绵的你情我爱的歌曲，被批判为“靡靡之音”的代表。江青说那段音乐“像黎锦晖”，在当时看来是很大的政治罪名，而那段音乐正出自杜鸣心之手。 　　江青又下达指示：“可以发动群众，大???都来写。”于是，“中芭”上上下下会不会作曲的都上阵了，前前后后写了上百首候选曲目。杜鸣心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重新创作了好几个方案。曾有演员指着杜鸣心的鼻子说：“杜鸣心，你好大的胆!你怎么把黄色歌曲塞到样板戏里来啦!” 　　不久，文化部部长来审查，最终还是选中了杜鸣心写的《军民一家亲》作为“斗笠舞”的音乐。现在，“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唱段几乎家喻户晓，谁能想到这么优美的歌曲是作曲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创作出来的?回首往事，杜鸣心轻松了口气，“选中以后，我就戴罪立功了。如果当时我写的音乐没有被选中，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转向何方。” 　　 　　不小心当了一次“沙皇” 　　 　　1954年，时年26岁的杜鸣心经过层层选拔，被国家选送到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师从苏联著名作曲家楚拉基。因为楚拉基也是莫斯科大剧院院长，平时工作繁忙，经常让杜鸣心在院长办公室上课。上完课，晚上的剧目要开演了，楚拉基就会问杜鸣心想不想在大剧院看演出?当时的苏联文化事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刚解放不久的新中国无疑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留学生多么希望看到世界一流的歌剧、舞剧!杜鸣心的这个大剧院老师帮了不少忙，借此，杜鸣心坐在院长包厢里欣赏了很多世界经典歌剧、舞剧，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莫斯科大剧院有一场由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演出的《红樱花》，讲述的是苏联海员与中国姑娘的爱情故事。因为故事发生在中国大连，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想看，而门票几个月前就售罄了。瞿维(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杜鸣心留学时的同学)找到杜鸣心，跟他说这场演出很重要，乌兰诺娃已经50岁了，估计是谢幕演出，提醒杜鸣心请楚拉基老师帮帮忙。杜鸣心第一次主动开口，却让楚拉基很为难，“票是一张也没有了，我再给你们想办法吧。” 　　演出当日，瞿维和杜鸣心早早来到剧场外等候，看到剧院外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中国团体，如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界代表团、郭沫若率领的科学院代表团以及彭真率领的北京市代表团。两个学生心想，这么多名人都来了，估计是没希望了。 　　楚拉基来了，他领着两个学生找到剧院管理包厢的老太太，跟她说：“这是我的两个中国学生，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让他们看上演出!”院长下了死命令，老太太脑筋一转，跟杜鸣心他们说：“我给你们找一个最好的位置，但是有个要求，你们必须等灯黑了以后再进场，进去后坐在后排，不要让人看见。”杜鸣心他们想：能看到演出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这点儿要求不算什么。 　　灯一黑，两人弯着腰跟着老太太进到里面，直起身一看――好家伙，这是二层正中央位置，是旧社会沙皇的专用包厢!这个包厢永远空着，因为没有人愿意当新社会的“沙皇”。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