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与廖耀湘“迂回战术”.docVIP

杜聿明与廖耀湘的“迂回战术” 　　廖耀湘，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0月辽西大会战后，廖耀湘战败被俘，后于1961年12月作为特赦战犯被释放。 　　 　　1956年1月，沈阳、抚顺等地的国民党战犯，全部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廖耀湘也从抚顺迁到了功德林。 　　在这里，廖耀湘遇见了自己的老上级――杜聿明。两位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又成了日日相见的“组友”与“室友”。 　　杜聿明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1950年初到功德林时，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1956年全国战犯大集中，才与廖耀湘两人同居一室。 　　杜聿明曾给廖耀湘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我一直身体不好，淮海战役被俘以后，由于经历的坎坷和心情的忧虑，身体每况愈下。进战犯管理所时，我身患四种重病。但当时我自己只知道三种。1953年秋天，有一天我正在洗澡，管理所管教科的李科长发现我两腿站着不一样，而且不断打颤，便大声喊道：‘201(201是我的代号)，你怎么啦?’我没有吭声。其实我腰酸腿痛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想去治疗。我想就此来个慢性自杀，了却此生。哪知道这位李科长竟急了起来，像医生一样在我全身上下‘检查’起来，终于发现我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于是马上用小车将我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脊椎结核。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只是在我的病床上装了一个石膏架，让我躺着，不要乱动，并用最昂贵的进口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药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心理上的疼痛也在减轻。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也治我思想上的‘病’。‘胜者为王’的一方，如此真心实意地对待‘败者为寇’的一方，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的。” 　　廖耀湘专心致志地听着。他发现，他固执的老上级身上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萌生。 　　不久??的一天，管理所的姚所长宣布战犯可以与家属联系了，杜聿明便匆匆找到廖耀湘，说：“你想和夫人黄伯溶联系吗?”廖耀湘回答道：“当然想，但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啊。”杜聿明果断地说： 　　“我帮你找找，一定能找着的。我也全力去找曹秀清(杜聿明之妻)。但我们的家属均在美国与台湾。如果我们提出与美国及台湾的家属联系，当局会不会对我们有其他想法?” 　　“这倒是个问题。”廖耀湘沉思起来。 　　“我看是不是这样。”杜聿明轻声地说，“我们也像打仗一样，来个‘迂回战术’。” 　　第二天，杜聿明的一篇《想念在台湾的母亲》便在墙报上贴了出来。文章写得情真意切，谁看了都为之动容。 　　当天下午，管理所姚所长便找杜聿明谈话。他告诉杜聿明，台湾当局已将杜聿明和廖耀湘这些人列入“成仁”名单，进了“忠烈祠”，蒋介石还亲自到处为这些“成仁”的学生唱赞歌。杜聿明若与台湾亲人通信，就等于揭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为保证他的妻子和母亲在台湾的安全，管理所先帮助与他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取得联系，再由杜致礼与曹秀清联系。 　　杜致礼可是杜聿明的“掌上明珠”。1944年，廖耀湘和杜聿明一块在缅甸抗日时，杜聿明就多次给国内的曹秀清写信，一定要送杜致礼到当时最好的西南联大附中念书。每次与廖耀湘打了日本人回来，给国内发电报时，他总要在电报末尾问一下女儿的学习情况。有一次，给蒋校长(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杜聿明是其门生)发一封重要军事情报，竟在电报末尾也附了一句：“致礼近来学习情况可好?”弄得校长莫名其妙，回电来问是何重要“情报”，以至于此信成了“军中笑话”。1947年，杜聿明向宋美龄推荐，由宋美龄亲自将杜致礼保送到美国深造。杜致礼1949年结婚，丈夫是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时的老师杨振宁，两人此时居住于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 　　杜聿明的长信辗转送到杜致礼手中。此时的杜致礼，以为被俘的父亲早已离开人世。因而，她最为关心的是父亲的尸骨到底在何处。多年打听，终无消息。接信后，嚎啕大哭起来。 　　1957年12月，杨振宁即将获得诺贝尔奖金，他计划去瑞典领奖后造访台湾。对此杜聿明有很多想法。当时台湾当局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大肆宣传并进行拉拢，我方则只登了一条十分简短的消息。因为我方对杨振宁的政治态度还不太了解。杜聿明想，杨振宁应当回大陆看看，一来可以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点贡献，二来对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有好处。但杜聿明不想主动向政府提出，让他去做女婿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怕碰钉子。而政府方面也不便主动提出让杜聿明去做自己女婿的工作，杜聿明现在还是战犯，碰了钉子也不好。于是形成了胶着状态。这时杜聿明在廖耀湘的参谋下，又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迂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