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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政绩是公信力增强 　　如果GDP的提高、地标性建筑的修建以及巨额外汇投资的吸引，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伤害了当地人民长期的根本利益，那么不能算是真正的政绩，因为它们破坏了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没有人民的信任，何谈政绩的大小。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只有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才算是真正的政绩。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换句话说，党委政府的所有行为都要以增强自身的公信力，增强人民对其的信任和认同为出发点和归宿。 　　 　　维持公信力是世界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巨大挑战 　　 　　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把树立和巩固公信力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他们懂得，无论统治关系如何变化，都必须使自己掌握的权力以“公共权力”的面貌出现。要实现这点，不仅要履行各种公共职能，给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服务，还要塑造意识形态，增强观念上的承认。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即使是最愚蠢的统治者，都知道要承担必要的社会服务职能。 　　我国传统治国之道就特别强调公信力的意义。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如何树立公信力。他说，政治的核心就是“取得公信”，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人们耳熟能详的“君民之间犹如船水关系”的比喻，就是对如何取得和维持公信力的形象说明。 　　在现代政治中，主权在民，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已经被各国普遍接受，成为所有公共权力建立和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便如此，维持公信力也是各国政府遇到的巨大挑战。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信任危机遍布各国。尽管各国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具体原因不同，但是一个共同之处是，各国政府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变化快速、多样，并且有强烈自觉性的公众需要。 　　 　　官员追求“显性政绩”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泛滥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多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公共权力机构运行的基本目标。通过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工作，加快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各级公共权力机构比较有效地实现了这个基本目标。但是，社会越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要求越高。更重要的是，现有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不仅制约了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更破坏了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正形象”，削弱了其公信力。 　　这些年来，各地出现的各类劳民伤财、贪大求洋的“政绩工程”是这些弊端的集中体现。对于这些领导干部来说，满足个人升迁的需要压倒了满足当地人民群众的需要，追求个人“政绩”的冲动压倒了实现当地繁荣稳定的职责；攫取眼前利益压倒了实现当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维护小群体利益压倒了对全局利益的服从；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就是不惜环境、社会代价提高GDP的增长率；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取得让人“眼前一亮”的成就，就能为自己的升迁提供足够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逻辑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政治领域的泛滥。这些本该以秉持社会公正、充当公共模范为己任的“政治人”已经蜕化为无视外部性(社会成本)，以个人的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政治收益的“经济人”。政治行为失去了道德的约束，摆脱了社会的束缚。 　　 　　无论政绩考核指标如何调整，都不能以公信力的缺失为代价 　　 　　显然，不能用“社会转型”这样一个笼统的理由来解释“政绩工程”泛滥，公信力下降的现象，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为认识缺位、道德滑坡或体制弊端。这四个理由只触及到问题的某个侧面。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的过程，作为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公共权力，是保证转型平稳的核心力量。在转型背景下，公共权力机构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更应该努力维护自己的“公共”形象。所谓的认识缺位、道德滑坡把问题归因于个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退化为“经济人”，还有许多人在不计名利，默默奉献，踏实做事，长期谋划。至于体制弊端理由则把制度的作用“神化”了，制度固然重要，可以使好人变坏人，但是如果只注重设计制度，忽视了制度所需要的社会道德环境，那么制度只能停留在书面上，无法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内在规则。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看待政绩工程泛滥、公信力下降这个现象，从多方面人手寻找解决之道，建立起制度、机制、道德、认识良性互动、相互支持增强的纽带。首先，要明确增强公信力是最大政绩的理念。“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的核心就是要让人民信任公共权力。即使提高了GDP十几个百分点，建设了更多的地标性建筑，吸引了上千万美元的外资，如果采取的手段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伤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尤其是长期的根本利益，那也不是真正的政绩，因为它们破坏了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没有人民的信任，何谈政绩的大小? 　　其次，要真正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