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洋一个劳工NGO夹缝生存.docVIP

曾飞洋一个劳工NGO的夹缝生存 　　曾飞洋认为他们为政府解决了很多问题，疏导了外来工生活中的压抑和情绪，但政府眼里看的却是别的问题。“他们总是担心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的事情。” 　　 　　曾飞洋的“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成立于1998年。彼时他跟大多国人一样，对NGO一词闻所未闻，心中仅有一份朴紊情怀，为遭遇工伤、欠薪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收取微薄报酬，步履维艰地维持机构存续。 　　直到2000年，一个偶然契机打开了热血青年的视野，他决意携“打工族”转型，不想一役成功，便在番禺造就了外界眼里第一个“国内劳工NGO”。 　　 　　从司法局走出来 　　 　　外界常常有一个误会，以为“打工族”为曾飞洋所创，其实当年他不过是个凑巧被拉下“浑水”的愣头青年。 　　1996年，曾飞洋从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毕业，家里再三托了关系，??得他顺利进入家乡的司法局成为公务员。与同年几百名分回南雄的应届生相比，这绝对是份难得的优差，曾飞洋却不满意，在司法局呆了不到一年，就跳槽到广州经纶律师事务所。“司法局没事做，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他用简单一句话交待离开的理由。 　　“离开司法局，亲友虽然不理解，但还不至于反对。”曾飞洋说。毕竟当时经纶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在广东首屈一指，个人发展预期相当理想。他被安排在顾问部，专门替企业客户解决各种法律问题。其中，调解劳资纠纷是“重头戏”。“大多是工伤赔偿、欠薪等问题。”遇到这些案例，他就要代表企业与索偿的工人谈判。 　　1998年初一个案子让他印象至深：一个客户的厂里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工人被鉴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法律，企业应向工人赔付10万元。然而，客户斩钉截铁表示，“最多赔5万。”无奈，他只得出面与工人讨价还价。 　　虽然，曾飞洋知道自己代表的企业一方完全不占理，但谈判任务却完成得异常顺利。皆因改革开放以来，在劳资纠纷里，工人天然就处于弱势地位。身体受到伤害也好，遭遇不公平待遇也好，他们的愿望只是如此卑微，希望多少获得一点赔偿。至于具体赔多少，泰半还是态度强硬的企业说了算，他们只能接受。 　　一个个伤残工人拿着“打了折”的赔款乖乖地走了，而这甚至不够偿付基本的医疗费用。客户和事务所对曾飞洋的工作很满意，但歉疚的念头却在他脑内挥之不去：这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生的农民工，如今连唯一的资本――健全的肢体――都失去了，尚得不到公平对待，未来他们将如何面对困境? 　　“他们本不应这么无助，是社会刻意忽略了他们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曾飞洋感到，应该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 　　正是这样的认知，使他与理想派的廖晓峰一拍即合。 　　 　　廖晓峰走了，曾飞洋扛下去 　　 　　根据媒体当年的报道，改变了曾飞洋命运的廖晓峰本是一个来自四川阆中的“打工仔”。一次偶然机会下，他运用自学的法律知识替一名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很快被誉为国内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1998年8月1日，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于广州番禺成立了“打工族”，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 　　为网罗人才，廖晓峰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熟谙劳资纠纷的曾飞洋。“那天，我们促膝详谈，廖晓峰做的事情，完全就是我想做的事。” 　　初次见面，廖晓峰就希望曾飞洋跳槽“打工族”，但他只承诺支薪600元，而曾飞洋原来的月薪是2200元。“这些都没有关系，我还年轻，没有经济负担。”曾飞扬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但他料想不到的是，他刚刚舍弃律师事务所的前途走进“打工族”，把他拉下水的廖晓峰就打了“退堂鼓”。 　　“‘打工族’成立后，确实走得步履维艰。”一开始，廖晓峰想成立一个法律咨询机构，但因为没有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了“代理文书处理”的业务范围，还特别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不过私底下，“打工族”的主业仍是法律咨询甚至代理，只是以“文书服务”名义收费。因初衷是为农民工服务，故而收费极低，只求维持“打工族”最基本的开销――通常一个案件下来，只收几百至一千元服务费。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服务费收不到。不少农民工一拿到赔偿就跑回老家了，“打工族”不但收不上钱，还赔了不少费用。 　　显然，当初凭着一时热情成立“打工族”的廖晓峰，对经营这样一个机构的艰难并没有足够评估，“打工族”成立仅短短一两个月，生存压力、精神压力和舆论压力已使廖晓峰处于内外交煎的境地。 　　此时，广东江南律师事务所拟成立劳工权益服务部，上门游说廖晓峰加入。廖动了心，问曾飞洋：“不若你与我一起到事务所去?” 　　“那‘打工族’怎么办。”曾飞洋的拒绝坚定而干脆，“要走你自己走，我不会放弃它。”这里本是廖晓峰梦之所在，然而两个月的艰难打拼使他的梦想迅速褪色。但同时，更坚定的理想却植入了曾飞洋的骨髓。 　　“假若一点挫折就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