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如何热起来.docVIP

曾国藩是如何热起来的 　　“其实，曾国藩这个人既不是圣贤完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了深刻内涵的悲剧人物。”唐浩明如是说。 　　“反动派”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在民国时期大红大紫。这源于蒋介石一生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据说，蒋氏无论带兵打仗、家庭教育，无不以曾氏行事为准绳。 　　曾国藩是正面的，他的敌人洪秀全则是反面的。早在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便将红军称为“粤匪――太平军”，国民党宣传部长叶青还曾经发表文章，称毛泽东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对此，红色政权自然不甘示弱。1944年，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文中将曾国藩称为“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 　　这篇文章决定了大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曾国藩的态度。1949年后，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依旧将曾国藩视为正面人物，而在新中国，他沦为了不折不扣的“反动派”。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这是1960年代教科书上对曾国藩的评价。 　　教科书如此，《辞海》也好不到哪里去。1965年的《辞海》未定稿中，对曾国藩的评价是“以封建地主的卫道者自居，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动人物的典型”。直到1979年版的《辞海》中，这两句评语才被删掉。 　　大地主的“遗产” 　　当年，曾国藩十分重视资料保存，无论在朝廷做官，还是带兵打仗，都将自己的所有文字留存底本，着专人定期送回老家，其中包括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的赏赐和他生前的所有文字的原件、副本及大量藏书。这些资料被他的后人当做极其珍贵的藏品，有专屋贮藏，专人看守，秘不示人。 　　1950年“土改”开始后，曾家作为“大官僚大地主”，其田地被分给农民，房屋被政府征用。至于曾国藩留下的书和文字，有很多人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免得“反革命”的东西贻害后人。幸而当时湖南省领导认为它们有史料价值，一个指示，这批资料装了满满一辆军用卡车，运??了湖南省图书馆一间旧屋子里。天长日久，人事变迁，所有人都忘了这间屋子里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批资料反倒奇迹般地躲过了“文革”浩劫。 　　当“文革”结束，锈迹斑斑的将军锁再次被打开时，这批珍贵的史料已经安静地沉睡了30年。几个专家花了半年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初步的清点，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此间文字大大超过了早先流传的《曾文正公全集》。 　　很快，岳麓书社决定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新的《曾国藩全集》，唐浩明被指定为该项目的责任编辑。 　　家书争议 　　1984年，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出版工作正式启动。 　　1985年10月，《曾国藩全集》中的家书部分率先出版发行。孰料，没过几天，《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出炉，“说我们现在是公开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现在有好多革命老前辈的家书没有出来，为什么出曾国藩的家书？”唐浩明回忆说。 　　唐浩明和其他参与全集工作的专家忐忑不安。“‘文革’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报上一篇文章出来，往往后面有很大的背景，政治压力马上就来了。”为此，唐浩明连夜跑到省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家里打探风向，得到的回复是“应该不会有什么背景”。接下来，果然没有跟风的文章出笼，大家这才稍稍安心。 　　学术界对于曾国藩的眼光也趋于客观。唐浩明说，过去凡是曾国藩做的事情，都一概否定，连倡导洋务运动，学习西方也是“洋奴哲学”。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没人再提所谓“洋奴哲学”了，曾国藩的这一“罪过”也自动消除。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资料的梳理工作。“我在阅读、整理这批发黄的百年旧档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曾国藩这个人物不是用‘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这三个名称就能概括得了的。” 　　一本需要领导集体签字的小说 　　1986年秋天，唐浩明开始筹划撰写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潮流是要将这个王朝彻底摧毁，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这难道还不可悲吗？” 　　这股怜悯，是这部文学作品的基色。在当时的气候下，这种解读，无疑显得很大胆。 　　有人劝他不要费力不讨好，“你写了以后出版不了，不是白写了么！” 　　尽管反复推敲、辗转、腾挪、自我审查，小说的出版还是遇到了困难。 　　小说《曾国藩》被定为“敏感书籍”，出版社没有最后的审批权，要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拍板。选题报上去，一连好多次都没有通过，“当然是政治上的顾虑”。而他委托家人在台湾联系的出版商十分爽快，出版进度反倒超过了大陆。 　　1989年，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来了新局长，唐浩明带了一大兜子材料登门拜会，和他长谈了一个晚上。“他后来就说，这个书，一不影响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不是诲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