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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背影 　　回首阮义忠的人生路，他所留下的固守与坚持的背影，何尝不是一种在今日中国越来越稀缺的人性品质? 　　8月28日，广东美术馆，台湾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回顾展的开幕式上，广州几乎所有重要的摄影师都到场了，这是他们向这位影响了中国当代摄影发展方向的台湾前辈表达敬意的方式，而微笑的阮义忠仍旧谦逊如常，“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展厅里一幅乡村少年跃门而出的奔跑背影，仿佛是童年阮义忠的写照。从一个视农村生活为“耻辱”，而将读书作为逃离之门的农家孩子，到因自学成才、少年得志而目空一切的台北文艺圈狂人；再从名满天下，以创作和著述改变了台湾与中国大陆摄影面貌的启蒙者，到现在，年近六旬，一位谦逊、睿智的佛门弟子和慈善事业的摄影志工，阮义忠的人生路，总令人想起武侠小说中的一代宗师。 　　――他们出身平平，只有叛逆与奋斗，而后侠肝义胆、笑傲江湖，最后度尽烟云，皈依佛门。 　　 　　 　　转捩点 　　 　　阮义忠回顾展的名字叫做“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和一个人”，强调的正是他事业的历史价值，特别是他对大陆摄影界做出的启蒙性贡献。而阮义忠对大陆的影响，也能从画家陈丹青对他的肯定中窥得一斑：“中原大陆当代摄影意识的‘启蒙’，竟是一位海峡彼岸‘单独的人’，因此这是何其珍贵的价值，不然，我们怎能知道当今中国的影像文化尚存多少有待跋涉的路途?” 　　确切地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阮义忠编著的两本书对大陆摄影界带来了新的视野、理念和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1988年)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1990年)，有理想的大陆摄影师几乎人手一册。而其时的中国，正是激烈变革的历史节点，80年代种种汹涌的西方思潮以及1989年的历史事件令激情与颓丧、希望与绝望混杂于一体，在混沌的状态里，阮义忠从一直与西方世界保持同步的台湾所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念，既是冲击，又是建构。 　　时至今日，几乎人手一台数码相机或照相手机，人们对影像已经渐趋麻木，对于随时随地一按就能见证某个平凡细节或者重要???刻的大众来说，摄影的本质是什么，似乎无关紧要。然而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围绕摄影作为艺术，同时也作为重要的媒介手段和记录工具所展开的困惑与思考，是有理想的摄影师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解决无以言前进。阮义忠的两本著作所带来的，恰好便是西方摄影界最重要的，以及最新潮的实践与观念。 　　《当代摄影大师》一书中，在将桑德、柯特兹、雅克一亨利?拉蒂格等西方纪实摄影大师的作品特点一一厘清之后，阮义忠将他们的身份凝练为：“人性见证者”。阮义忠说：“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只讲求个人品位的照片，但缺少传递人性的摄影。”这一理念及其更为细节的阐释对于中国纪实摄影的启蒙在今天看来，也仍旧重要。而在《当代摄影新锐》中，阮义忠则将观念摄影这一世界新摄影的脉络引入了中国大陆。 　　1992年，阮义忠和夫人袁瑶瑶又共同创办了中英双语杂志《摄影家》，这是他对中国摄影产生进一步影响的另一个平台。《摄影家》制作之精良，选材之得当，在当代中国摄影师里口碑极好，通过这个平台，阮义忠依靠自己世界性的交游，在向华人世界推荐西方摄影大师的同时，也令中国的摄影师借此能够走向世界，侯登科、吕楠、刘铮、荣荣等一批中国重要的摄影师正是借助《摄影家》才得以进入两方的视野，并得到认可。正是由此，在展览的开幕式上，一些年轻的中国摄影师，以“老师和师母”敬称阮义忠和袁瑶瑶。 　　而《摄影家》杂志对于一些湮没于历史的摄影人和摄影作品的发掘，构成了阮义忠的另一种传奇。无论是他与朋友一道对抗战时期一位年轻、杰出却失踪于战场的摄影记者方大曾作品的整理与发表，还是将柬埔寨S-21高中监狱死囚肖像照片在世界首次公开结集出版，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和出版人基于历史的独特眼光。 　　 　　浪子回头 　　 　　阮义忠能在著述和出版上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摄影家”。 　　回顾展展出了他的几个代表系列《北埔》、《八尺门》、《四季》，多创作于1980年代，体现了他作为纪实摄影师，对某地的持续观察和记录能力。而在代表作《人与土地》专题里，围绕孩子展开的《成长》，围绕农田劳作展开的《劳动》，围绕宗教展开的《信仰》以及围绕老人展开的《归宿》，四部合一，呈现了台湾土地之上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这些作品大多是他用35毫米的小相机随时抓拍所得，它们构成的，是阮义忠对台湾乡土社会深深的情感，坦然、真诚，而且温暖，并没有人们在视觉奇观的冲动之下，对农村画面习以为常的猎取心态。“拍农村痛苦的人已经太多了，温暖的，人性的，是我想拍的，拍摄过程中，遇到难过的事情，我会放下相机和他们一起难过。”这是阮义忠对他的作品中为何没有暴戾、对抗、痛苦和绝望进行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