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下交通大学.docVIP

抗战烽火下交通大学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攻城掠地的同时，日军对我文化教育事业进行肆无忌惮的摧残，妄图毁灭而后快。为免遭破坏，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批大中学陆续内迁。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不屈的爱国精神，在祖国的大西南再续弦歌，演绎了一部辛酸而又昂扬的奋斗史。 　　 　　一 　　 　　早在抗战爆发不久，交通大学校方为保存学校，曾一再要求内迁，但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同意。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西迁路线完全被切断，学校失去内迁可能。11月30日，日本宪兵队侵占交大校舍。在学校设立“宪兵队徐家汇分驻所”，校舍和未迁出的设备、家具、图书、仪器等校产，悉数落人敌手，学校不得不暂时借居到法租界内维持上课。 　　因为找不到大容量的校舍，学校只得分为两个部分：借原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震旦大学(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址)一部分房屋为一、二年级教室和各院系办公室、校图书馆，借原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踟中华学艺社作为三、四年级上课及学生住宿之用。后来由于教室紧张，学校又将中华学艺社内供住宿用的房屋改为教室，而把大礼堂改作宿舍，专供外地学生居住。宿舍内，百余人济济一堂，颇有点像北方的大车店，学生的床铺和书桌一个紧挨一个。因容量有限，除本地学生全部走读外，有些住不进校内的外地学生只能租赁附近民房居住。 　　学校迁入号称“十里洋场”的租界，但学生仍保持了朴素的作风。大多数同学，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生活艰难。为谋求自力更生，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学业。每逢开学，校内墙上到处贴着“让售翻版课本”或“出售K、E计算尺”的小条，同学间进行“自由贸易”，这些都是现在的大学生想象不到的。那时校内没有食堂，一日三餐由学生自行解决，加之伙食昂贵，学生营养条件很差。 　　老交大一向重视体育及实验、实习，即使处于“孤岛”，校方仍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各项球类运动，并因陋就简，开出各门课的实验和安排必要的实习。 　　1938年4月17日，原在虹桥路的日本同文书院亦侵占交大校舍，摘下“交通大学”校牌，改挂“东亚同文书院”布招。日方对交大“内部房屋任意拆卸改造，器用杂物均被运走，或被烧毁”。身为交大学生，却不能踏进挛大门，看看自己美丽的校园只能是萦绕在心的一个梦。无畔抗战胜利后，许多校友忙不迭地前往母校参观。然而，一些旅居海外的校友，直至几十年以后的耄耋之年，才有机会回到母校。当他们第一次踏进母校校园，回想起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不禁老泪纵横。 　　 　　二 　　 　　在后方，交大同学会发起了迁校运动，重庆的交大校友鉴于后方抗战和建设急需大交交通工程人才，致函母校，希望母校迁渝。校友遍布大后方交通机关，对于母校内迁之事，都四处联络准备，尽协助之能事。在校友的推动下，1940年秋，交通大学分校在重庆小龙坎成立并招生。 　　抗战期间，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西以及西北等省和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电讯等方面亟待发展，迫切需要大量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此，交通工程界迫切希望在重庆小龙坎分校的基础上扩建和发展交通大学。加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上海总校朝不保夕，扩大交大分校的规模显得日益迫切。但当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费短缺，无力发展教育。此时，在后方交通部门工作的校友对扩建重庆交通大学莫不积极支持。时任交大分校主任的吴保丰①又任交通部技术人员训练所副所长。该所计划由壁山迁往九龙坡，在九龙坡建造房屋。吴保丰遂请交通部拨款扩大建筑面积，作为交大的校舍。这一建议得到交通部财务司司长、交大校友徐承焕的支持，很快获得批准。 　　在上海，租界形势日趋恶化。1941年9月，学校为避免给日伪接管正式改名为私立南洋大学。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次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学校，不甘受奴化教育的师生员工纷纷愤而离校。 　　与此同时，九龙坡校舍正式落成，规模比小龙坎大得多，计有：礼堂和办公室1幢，教室2幢，男生宿舍2幢，女生宿舍6间，教职员宿舍13座，以及操场、饭厅等。1942年8月8日，教育部下令：“交通大学即行由沪迁渝，该分校并入办理，迁渝后设土木、电机、机械、航空、管理五系，改为交通大学本部。” 　　交通大学重庆总校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离校的同学。不久，有条件的学生纷纷背起行囊，奔赴大西南。途中，有的染上了流行痢疾，当地没有治痢疾药，也没有补液的静脉注剂，只得把盐水强注入骨瘦如柴的肌肉里，大腿膨胀得像一纸晶亮的灯笼，痛不欲生；有的由于缺少路费，几个月的艰难行途，每天只靠几两烤山芋维持生命；住的旅店又破又脏，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无穷无尽的臭虫，灯一熄灭，就爬满了身体各部；有的女同学为躲避到处寻找花姑娘的日本败兵，只得闷在船壳夹层里，不敢外出…… 　　1943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