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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宋子文与宋庆龄 　　在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宋氏家族成员间关系与往来的书信和文电，引人瞩目。宋氏家族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家族豪门，更有史家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冠以“宋家王朝”的称谓，借以突出彰显其家族的影响力。因此，任何有关宋氏家族成员的起行言卧的记载与言传，不但为专业史家所关注，且亦是众多流行坊间的传记读本作者和野史杂家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本篇结合有关史实，择要介绍笔者在宋档中发现的有关抗战时期，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交往的书信与电报。 　　 　　宋子文力辞“保盟”会长之幕后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经宋庆龄的举荐，正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宋子文投奔孙中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秘书，从此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在广州政府，宋子文的出色理财能力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他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奉派领导筹建中央银行，并成为中央银行成立后的首任行长。其后，更迁升至广州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的高位。在宁、汉分裂时期，宋子文曾一度与二姐宋庆龄合作，代表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另立的南京政权进行过短暂的对抗与斗争。但后来随着宁、汉合流和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子文最终投靠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而宋庆龄则始终高举反蒋独裁专制之大旗，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势若水火。不同的政治追求，撕裂了原本的血缘亲情，对宋子文来说，饮水思源，二姐对己的举荐培育之恩，则更让这种骨肉疏离多了层苦涩的味道。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敌当前，亡国亡种的危险，让中华大地上纷争多年的许多对手与敌手暂时搁置歧见，国共两党也成功实现了第二次的合作。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化，让宋家兄弟姐妹暂时冲破了政治的藩篱，为着同一的事业相互携起手来，并再次享受了久违的手足温情。这期间宋子文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对二姐所从事的支援抗战的事业给予了相当的协助，这其中，他接受宋庆龄的邀请，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 　　“保卫中国同盟”是抗战时期宋庆龄联合一些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发起的一个非党派性的救济机构，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在“保盟”成立初期，宋子文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出任名誉性质的会长一职，而且提供了不少物质上的便利，比如“保盟”总部的办公地点香港西摩道21号，就是宋子文提供的。并且，宋子文还让出自己位于九龙嘉连边道的私宅，供宋庆龄居住。另外，姐弟两人还多次联名向海外发表公开信，表达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御侮的决心，和呼吁海外友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神圣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姐弟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因宋子文退出“保盟”事件的震荡，而投下阴影。 　　1942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宋庆龄和“保盟”在皖南事变问题上所采取的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分裂与倒退的立场，得到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抗战局势的爱国、进步人士的称赞，但是也面临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攻击及各方面的压力。出乎宋庆龄意料的是，宋子文此时火上浇油，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 　　1941年5月30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收到了宋子文从美国华盛顿拍来的电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华盛顿办事处也播发了这个电报，内容如下： 　　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 　　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脱离它，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 　　这段宋子文辞职的风波，是当时较具影响的一次事件，其幕后背景史家一般认为是宋子文在美国读到了保盟通讯上的文章，为自保前程，避免蒋介石怪罪，故赶紧声明辞去“保盟”会长一职，以示与之划清界限。当时“保盟”内部有人推测，认为此举背后受到了重庆方面的压力。不论何种解释，但人们一直没有看到相关有力的史料依据，笔者最近在披阅宋子文档案过程中发现了三封这一时期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也许能为我们揭开此举幕后的一些隐情。 　　1941年5月6日，宋子文曾给蒋介石发过一封如下内容的电报： 　　委座：支电奉悉。文参加反战大同盟，系当时孙夫人募集捐款，邀文列名，现既有不稳报告，已电港查明内容，以便遵嘱应付。文。鱼酉。 　　很显然，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通讯上的系列文章激怒了蒋介石，当得知宋子文与“保盟”存有干系时，蒋立即发出“支电”追责，以上电文便是宋子文对蒋的答复。宋子文当时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国游说增加对华军事援助，成效卓著，与蒋正处于合作的蜜月期，当然不想因为此事开罪于蒋，但是，在答复蒋介石的问责时，宋子文最后还是留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