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跑线.docVIP

我起跑线 　　 　　曲折的求学经历 　　 　　1937年12月，我背着沉重的行李来到山西的古城临汾。当年我17岁，这是我离开家乡郑州的第一次远行。临行前，我的良师也是我最热心的忘年朋友――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黄正甫，给他的那些熟人写了信，让他们把我介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可是到了延安，要找的这两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都推辞了。这样我就不得不贸然去闯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站在办事处的门洞里，隔着窗口同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谈了话。因为我没有介绍信，我的要求被婉拒，他说抗大已经招考过了。我的梦想幻灭了。我怅然若失地在门洞里站了好几分钟。幸亏旁边墙上贴着另一张招生广告，仔细看，原来是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要人。我问工作人员：“这个比抗大怎么样？”他答道：“也差不多。”于是我就在当天夜里扛上行李上了火车，折返潼关，于朝阳初起时渡过黄河。在风陵渡的小火车上冻了一夜，这才来到临汾。 　　坐在小摊的矮凳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张望着大街上的行人。这时太原已沦入日军之手一个多月，临汾城已成了晋中的抗敌重镇。不仅阎锡山的指挥中心设在此处，他还办了一个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民族革命大学。南来北往的军人很多。以彭雪枫为处长的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郊区不远的地方。街上也偶尔有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出现。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们，他们之中有女兵，甚至有似乎穿上军服不久的家庭妇女。他们谈笑自若地从我身边走过，这时候，我心里是多么地羡慕他们呵！为什么他们都能当上八路军呢？为什么我就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从临汾到蒲县有一条蜿蜒起伏的黄土公路。我在滚滚的黄尘中踽踽独行，到日落时分还没有赶到，只好住在紧靠山坡路边的一家乡村小店。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启程继续前行，偶尔抬头，见店旁墙壁上贴着一个通告，说是115师军政干校已由蒲县移往赵城(现属洪洞)马牧村去了。我只好掉头从原路再返临汾，乘夜班火车于当夜赶到赵城。一个人扛着行李行走在黑黝黝的田野里，摸索着，进了这座陌生的小城，找了一家小店住下。 　　这时，赵城已经迫近前线。传说敌我正对峙在???县一带，距此仅90华里。城里已充满战争的气氛。小店里人不多，只住着几个国民党部队下来的散兵。大家都睡在一条大炕上，同他们聊起来，他们都很悲观。说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厉害，连刺刀也比我们长几分，你刺不到他，他就刺到你身上去了。我无意同他们多谈，只是注意询问八路军的所在和马牧村的位置。 　　第二天用过早饭，我即兴冲冲地上了路，一路打听着向马牧村奔去。路上我低头一看，我自家乡出走时穿的一双鞋子已经破烂不堪，很不像个样子。正好遇上一个卖棉鞋的妇女，我就买了一双，立时穿在脚上。不想在庄稼地行走，被高梁楂子扎了一个大洞，怪可惜的。幸好很快就到了马牧村，又被喜悦的心情代替了。马牧村是个很大的镇子，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都驻在这里。115师军政干校驻在一个小学校里，在这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矮胖和蔼的东北人，后来知道，他就是学校的办公室主任，名叫方炽，曾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打量了一下我这个穿着黑色学生装风尘仆仆的青年人，问明来意，笑了笑，马上就同我对面而坐，开始了入学考试。考试方式很简单，就是口试我三个问题。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什么？三、你自己的志愿和目的是什么？由于我在家时就受到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看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何干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和上海出的杂志《自修大学》，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第三个问题更可以借此倾吐我出来的满腔热忱。回答完毕，他立刻挥挥手满意地笑着说：“录取了!”我在这里饱饱地吃了一餐饭，大米饭和飘着一层辣椒油的豆腐圩(土豆)汤。当天把行李搬来，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服，左臂也戴上了十分醒目的“八路”的臂章，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战士。想起这一段，我任何时候都忘不了方炽同志。 　　 　　短暂的军校生活 　　 　　当时115师干校还处于初创阶段，抗日青年每天都三五成群地陆续到来，学校还没有固定的教员，只偶尔有一位首长来校讲课，加上师主力北上执行任务，不久就合编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去了。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是一个很正规的军事学校，其前身是红军教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随营学校，东渡黄河随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务是在战地培训下层干部，随时补充部队。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教务处处长闫捷三，政治处主任张正光。他们在红军中都是久经锻炼富有办学经验的老干部。 　　随营学校的所在地洪洞县白石村，也是一个很大的镇子，村子里有一个像地主庄园似的高墙大院，校部就驻在这里。我们来到白石村，又经过一番入学考试，编为7个队，共千余人。我被分到文化程度较高的4队，住在一个名叫五圣寺的古庙里。庙楼前是一个广场，对面是一座戏楼，旁边就是校部的那个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