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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警卫生涯 　　 口述人档案:邬吉成，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荣庄子村，1938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军区副司令，并长期做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 　　 　　从晋绥边区到延安 　　 　　 1945年初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技能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 　　 当时我在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宁武东南日军的一个据点，正在做战后调整，我突然接到了去军分区学习的通知。支队里和我一起被抽调的，还有于旭伟同志。和我俩同往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岢岚县的，还有支队特务连的一个班长，他带了两名战士，将一名日本战俘押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到司令部后，我们又被告知还要转赴晋绥军区。 　　 大约是3月20日前后，我们到了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住进了政治部招待所。几天之内，陆陆续续又有许多晋绥军区其他部队的指战员汇聚到这里。几天后，从延安中央警备团来了一名干部，叫方仲实，曾是中央警备团二营五连的连长。他说：“调你们去延安，去保卫毛主席，保卫总司令，保卫党中央。……”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进延安时，已是晚上，能看到巍峨的清凉山，宝塔在夜空的剪影，还能看见山上的窑洞透过窗户的灯光。因山势高低起伏，显得层叠错落。我当时还以为是高楼大厦，感觉到延安真是与晋绥大不相同啊！ 　　 走过大、小砭沟，我们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的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耀祠来给大家讲话，说：“大家都从前方来，很辛苦。到这里从事保卫工作很光荣……”紧接着，我和几个一同来的人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也就是手枪连。一连的驻地和营部，都在杨家岭。毛主席曾在杨家岭后沟的凤凰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的一些中央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也住在这里。一连东面的山上是中央通讯处、机要处，沟中段是中央大礼堂，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的办公处挨得很近。 　　 中央大礼堂的西面有一排窑洞，第一孔住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周恩来住在他旁边，再过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夫妇，中央民运委员会书记邓发，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最后是王明。原来住杨家岭的毛主席，此刻已经搬到了枣园。 　　 由战斗员转为警卫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转变，我以后的人生走向、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都系于这个大转变。 　　 　　我的第一班哨 　　 　　 我到一连后，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站在周恩来院外当警卫，在这儿站岗和在前方不一样，前方是流动的，可以走走，可在这里基本是守着一个地方不怎么动。延安时期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但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也居然没怎么听说过他。因为在前方基层，我们只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开始连他们长的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直到我立了功，得到一枚奖章，奖章上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才知道了他们的模样。而周副主席的画像就从来没见到过，也没有人向我形容过他的相貌特征，所以我不认识他。 　　 周副主席院子的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就在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我记得他当时并没有穿像其他根据地首长类似的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看他像个首长的样子，当时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挡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挡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我最终没有挡。 　　 可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下岗后，我立即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我站岗时进去了一个人，我看他像个首长，不像是坏人，就什么也没说放行了。”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 　　 见我对周副主席一无所知，石玉玺就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而且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糊里糊涂放了个人，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更没想到，我一生中会有一段和周副主席很密切的关系，在他弥留之际，最后提出要见的一个人，竟然就是我邬吉成。 　　 　　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由中央社会部和中央警备团两家组成临时警卫处，指派警备团团长吴烈和社会部的陈龙为负责人。警卫处下设内勤、警卫、防空三个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中央警备团一营营长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