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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苏联朋友 　　克里姆林宫古城墙/无边无际苏维埃大地/正在黎明中苏醒/早晨的清风多么凉爽/大街小巷闹嚷嚷/早上好，祖国的心脏…… 　　这是上世纪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五月的莫斯科》，大概诞生得很早，30年代，或者40年代也说不定，我接触到它，是50年代。在苏联，除了国歌之外，这是传唱历史最久的一首歌。 　　1955年我从天津转学，就读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小学，回到父母身边。我所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在当时的北京是令人羡慕的：12个小区环抱着校园；梯形红楼是中央交通部；点缀在绿叶茂密的树林中的几栋洋房，挂着中央林业部的大牌子；每天清晨走在蝉声前头的是中央歌舞团乐队排演场的瑶族舞曲及“啊啊啊”美声练音。那时北京市的轿车差不多全集中在和平里,友谊宾馆未竣工之前，外国专家都住在苏联专家招待所，每天我们都看到一辆辆白色、红色、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驶过，车前镶着的鹿头车标向着灿烂春光昂首微笑着。和平里小学的学生大都是周边机关干部职工子弟。应苏联专家的要求，将该小学分出一半，建立了苏联专家子弟学校，用湘竹篱笆将操场一分为二。因为每天早晨苏联孩子都唱这首《五月的莫斯科》，我们也学会了。2009年是中国俄语年，我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又听到了俄罗斯小白桦歌舞团演唱这首歌，情不自禁地两眼湿润了。 　　回首往事，已是45年前的情景。 　　 　　库玛其 　　 　　1955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生物、地理。地理教科书是苏联印制的，非常精美，图下附带蓝色放大镜片，可以取下来仔细观察地图密集区域。生物课本是捷克斯洛伐克印的，硬壳本，三四页一幅插图，我记得有台湾阿里山神树，印尼的盘状睡莲，几乎透明的蜻蜓，奇形怪状的细胞，五光十色的花卉，这些彩图伴随我走过了大半生并将继续伴随我走下去。教生物郭老师经常组织我们到田野上实习，那时和平里北面到元土城一带都是荒地，老师带着我们抓蛤蟆、捉蜻蜓、扑蝴蝶，辨认车前子、蒲公英、野蔷薇等等。我很喜欢这两门课，它让人向往、让人愉悦,让人养成洞察的习惯。 　　仲春季节，迎春花贴着学校操场篱笆墙竞相怒放。花根底下，有两条整齐的黑线，似乎还在微微扭动。“什么玩意儿？”我好奇地蹲下观察，只见蚂蚁列成两队，在搬运篱笆那头不知谁扔的半块面包。前去的蚂蚁自然是轻装，一条黑线高速移动；回去的一队都是重载，或用前肢顶着面包渣，或用大牙夹着面包屑往回拖，黑白相间的一条线整齐缓慢。我因惊异而极有耐心，趴在地下，用花粉将几支蚂蚁的屁股染黄，作为记号，心里数到200多下，见这几只“黄裤衩”又爬回来…… 　　篱笆墙震动一下――是只皮球滚过来。一个苏联小学生跑过来捡起球，可能见我行为怪异，便凑近篱笆观看。他叫了一声：“达谋以，姆拉维奇！”（俄语音译，意为蚂蚁搬家。下同）我偏过脸看他，这是个顽皮明亮的男孩子，栗色头发在额头前飘荡，脸上露出浅浅的雀斑，长得很像电影《阿辽沙锻炼性格》中的主人公。于是我跃身而起，叫了一声：“阿辽沙！”他愣一下，模仿了一个电影中阿辽沙一做错事就揪耳朵的动作。哈，他听懂了，他也喜欢电影中的“阿辽沙”！他隔着篱笆蹲下，双手放在脑袋上，做出举着东西来回奔走的样子。我晃晃脑袋，举起两手由西向东，把手放下再由东向西，告诉他蚂蚁不是在搬家，而是往家搬东西。他仔细观察一会儿，站起来，手往下一按，我明白是让我等一等。他向教室跑去，一会儿跑了回来，从口袋里拿出放大镜观察蚂蚁。他看了一会儿，将放大镜递给我，比画着蚂蚁有6条腿，前两腿举着面包渣，后4条腿快速迈动。他一边念着俄语数字，一边指手指脚。我跟着念：“阿金、特娃、得雷、乞得雷……”学会了从1到6的俄语单词。 　　第二天，还没下课，我从楼上见“阿辽沙”在篱笆墙边，向我们教室的方向望了又望。铃一响我就跑过去，他笑着掏出盖有玻璃板的木盒，盒内一个金属圆珠，随你手拿的角度滚来滚去，进一红色的小孔算胜。我带来一个自己编的九连环。他接过去穿来穿去，长偏环怎么也倒不出来。我晃了半天，圆球也进不了坑。我们交换，他两三下圆珠就进了红孔，我抖了抖了环就打开了。我们哈哈大笑，隔着篱笆连击三掌。 　　从此我们经常见面，我拿出珍藏的《金刀侠客胜英》、《青城十九侠》、《小五义》和自制的宝剑。他送我《快乐的少先队员》、《红色牧人》，都是俄文书籍，还有米格-15战斗机模型。不到一个月，我就学会100多个俄语单词，能比较规范地唱《五月的莫斯科》了。他叫尤利?库玛其，父母都是北京木材加工总厂的工程师，该厂从意大利引进全套设备，技术人员是苏联专家。我们的交往从篱笆墙转到校外，我用两毛钱请他到和平里电影院看苏联影片《沙特阔》，描写主人公率领族人，克服千难万险寻找幸福。影片中出现了辽阔而又寂寞的田野；伴着热恋和忧伤的女声小合唱；坦荡的波罗的海，五帆船乘风破浪……突然库玛其叫一声：“亚历山大！”原来镜头现出他的家乡，列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