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后有一双深情眼睛.docVIP

我背后有一双深情眼睛 　　 　　１９８４年，在川藏兵站部某汽车团服役的谢树国和原重庆纺织六厂女工王云英举行了一场男方未出场的特殊的婚礼。风风雨雨２０年过去了，几多相思，几多艰辛，谢树国动情地说―― 　　１９８４年３月，我和王云英的婚礼定在我的老家璧山县举行。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我所在部队奉命开赴云南前线，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我措手不及，可云英却理解地说：“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于是，幸福的新娘云英只好和“代替”新郎的我的大妹谢黎“拜堂成亲”。 　　两年以后，云英难产住进李家沱人民医院，母子“病危”，不得不剖腹。此时此刻，她多么期盼丈夫能在身边照顾，可我正在川藏线带领车队执行战备运输任务…… 　　可爱的女儿为我们增添了欢乐，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家。然而，云英在厂里没有住房。当时从我们部队在石桥铺的宿舍到妻子工作的位于李家沱的重庆纺织六厂要转车乘渡船，还要步行３－４公里，单程要两个多小时。后来，她姐姐把所住的２０平方米的４口之家的６平方米的阳台腾出来，安上一张单人床，放上一个煤油炉，这就是她娘儿俩的“家”。 　　我回家探亲，那是我们一家人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可是，一家三口挤在阳台上，风吹日晒，蚊叮虫咬。在重庆炎热的夏天，室内温度高达３０几度，阳台上更是火烧火烤。太阳下山后，铺板还烫得不能挨身，我们只好靠在阳台上数着满天的星斗打发难熬的夏夜。冬天，北风呼啸，雨雪纷飞，母女俩紧紧依偎在一起，守望家家户户窗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的灯光…… 　　川藏线的艰难和危险是人所共知的，路况差、气候恶劣，时常遇到雪崩、塌方、泥石流等。西行的车队，哪一趟不翻车，哪一年不死人？上川藏线就是上战场。我一年要在那里跑３００天，那汽车轮子哪是辗在冰雪路上，分明是辗在云英的心上。在高原上，要么遇到自然灾害车毁人亡，要么交通中断一月半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通讯联系不上。那时，我所在部队的驻地在四川省蒲江县，如遇妻子到蒲江休假，总是习惯了在营房边上的“望夫桥”上相迎相送。望夫桥啊，那是长年累月在桥边等候出征高原的丈夫归来的妻子们，用发自肺腑的心声喊出来的。 　　１９８８年夏天，妻子抱着女儿谢琳首次来部队探亲时，当连长的我带领的车队刚好被大塌方堵在了西藏然乌路段。一封特急电报经过４天４夜才转到我的手中：“我和女儿来看你，能否让她见一下你这位只见过１０天的爸爸？”我拿电报的手颤抖了，向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妻子发了一封电报：“６天后在望夫桥边等我。”可电报发出了１６天，她们母女在望夫桥上苦苦等待１６天，却没有等到我。女儿说：“妈妈，爸爸不回来了，我们回去吧，奶奶还等你熬药呢！”这天真的话语，使妻子的泪水禁不住滚滚而落。 　　母女俩怀着无尽的牵挂踏上了归途。 　　１９８９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个月。此时，恰逢我３０岁生日，结婚时不在现场，这是我永远的遗憾，我向妻子提出补拍一张婚纱照，作为生日和结婚纪念，妻子说：“结婚都５年了，女儿都３岁了，还照什么结婚照。”话虽这么说，妻子其实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到当时重庆最有名的留真相馆补拍了婚纱照，照片中，穿上洁白婚纱的妻子和身着军装的我神采飞扬，这张发黄的相片至今被我们珍藏着。 　　我还把妻子、女儿带到重庆百货商店，让她们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玩具，看到他们母女俩愉快的笑容，我也深深地感到了快乐和安慰。本来，我休假的下一个计划是带妻子和女儿到武隆芙蓉洞、长江三峡去玩，结果休假不到半个月，部队就发来“有任务、速归队”的电报，女儿哭喊着：“我要出去玩，爸爸说话骗人。”我只有安慰女儿说：“爸爸有事，下次一定带你去。”又踏上了西进的征程。 　　妻子作为一个普通女人，饱尝了丈夫不在身边的艰难，她独自支撑着一个家。１９９０年底她７０岁的父亲身患喉癌，半年后去世。她上班、照顾孩子、探望父亲来回奔忙，一个人忍着悲痛借了５００元钱料理后事。１９９１年初她７１岁的母亲因过度悲伤双目失明，是她洗衣、煮饭，朝夕侍奉。工作太苦太累，生活没有规律，她经常饱一顿、饿一顿，随便弄点咸菜凑合。有时太累只顾睡觉就不吃饭。天长日久，她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经常疼痛难忍，多次昏倒，她却随便买点止痛药了事，身体极度虚弱。 　　１９９１年７月的一天上夜班时，妻子由于积劳成疾导致胃溃疡大出血，全身发抖，脸色苍白，凌晨３点钟昏倒在车间。由于纺织机器的轰鸣，不知过了多久，同事才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云英已经不醒人事了。几个同事将她送往李家沱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找家属签字，同事说“她爱人是军人，现在３０００里之外的川藏线上。”医生无奈地摇摇头，立即组织抢救，输血２０００多毫升才捡回云英的一条命。病危期间，妻子单位给我和团领导拍了３封电报，我在西藏高原始终没能回去，只好捎信让留队的同志给家里寄去１０００元钱。住院期间，惟一守候照顾妻子的亲人，就是我们不满５岁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