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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触龚育之 　　2007年6月，我陪我们中央文献研究室两位老领导逢先知和金冲及到法国巴黎参加《历史的对象――毛泽东》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因需从慕尼黑转机返回北京，我们途经德国，于6月11日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新天鹅城堡，欣赏了阿尔卑斯山的旖旎风光，夜宿美丽的小山城富森。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准备驱车前往慕尼黑，我早早起床收拾行装。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宋贵伦发来的短信。宋贵伦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前曾是龚育之的秘书。短信中说“请转告逄、金两位领导，老龚已于今日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去世。” 　　噩耗传来，令人震惊。尽管两位老领导在出国之前，就对龚育之的病情深感忧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然而这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仍然感到无比沉痛。他们嘱咐我立即回复短信：“抵京后即前往悼念。” 　　那一天早晨，异国的天空格外阴沉，不远处的阿尔卑斯山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一如我们压抑的心情。车行半路，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迎送我们的司机不得不开着大灯前行。久久的沉默之后，两位老领导缓缓地谈起了他们与龚育之共事的经历和彼此接触的点点滴滴。随着他们的追述，我的思绪也彷佛回到了20年前…… 　　上个世纪80年代，龚育之、逄先知、金冲及先后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胡乔木、李琦的带领下，共同奠定了党的文献事业发展的基础，开创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蓬勃发展的历史。龚育之、逢先知、金冲及也从此成为国内著名的党的文献、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专家。 　　我第一次同时接触到三位领导，是在1987年11月初。那时候我刚刚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不久，室里为新来的年轻同志举行入室教育。龚育之为我们讲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情况，逄先知为我们讲怎样做好编辑工作，金中及给我们讲如何治学。印象中龚育之的讲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逢先知的讲解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金冲及的讲解博闻强记、功力深厚。他们关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编辑与研究、做人与治学等方面的许多思想和观点，鞭辟入里，引人入胜，已经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整整20年，至今还在文献研究室薪火相传。 　　我第??次见到龚育之比这还要早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已经确定毕业分配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天津市社科院、天津市委党校、南开大学等6家单位要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发表50周年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30周年学术研讨会，派我到北京邀请龚育之与会指导。当时他正忙着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实在脱不开身，就打电话委托文献研究室理论组负责人石仲泉前去参加，并让我直接跟他的秘书宋贵伦联系此事。可以说，他和石仲泉、宋贵伦是我最早认识的文献人。他们对我后来的成长和进步，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我知道龚育之的名字，当然比这又要早许多。因为在大学里学习毛泽东哲学，早早就知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就是出自龚育之的智慧，他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的提法，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他与逄先知、石仲泉等合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的出版，以及他与刘武生合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与宋贵伦合写的《“红学”一家言》等文章，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我和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北京还有专门做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的单位!可以说，正是受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影响，我最终选择了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 　　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后，我被分配到毛泽东研究组，主要从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和研究工作。当时龚育之虽然分管理论组，但同时担任《毛泽东文稿》的主审。《毛泽东文稿》一共13卷，前两卷我只赶上了校对工作，从第三卷起，开始逐步介入编辑工作。那时候电脑还没有完全普及，编辑工作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先是到档案处查毛泽东的手稿，然后抄在保密卡片上，送到打字室打印，再把打印稿和原档案进行核对，准确无误之后才开始在上面做编辑工作，包括拟标题、做注释、查材料、写后记，等等。责任编辑完成初编以后，要送副主编、主编把关，然后再送主审最后审定。按照这样的程序，责编与主审并不需要直接见面。但每逢向龚育之汇报，主编汪裕尧、冯蕙都喜欢把我们这些年轻的编辑带着，一起听取意见。我们跟着主编一起喊他老龚，老龚也喜欢时不时地问问我们这些责编的意见。讨论是严肃的，气氛却很融洽。看着主审、主编们谈笑风生的样子，在座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前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着我们。 　　一年之后，龚育之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但仍然担任《毛泽东文稿》的主审工作。再有汇报，我们就跑中宣部，或者直接到他家里。记得1989年的秋天，两位主编临时有事，让我和年轻的副主编边彦军直接向主审汇报’第三册的编辑情况。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