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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 正名 中国礼制思想中关于名实关系的一个原则，最早由孔子提出。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大乱时代。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至于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所规定的含义相符合。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孔子的“正名”思想还具有一定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他第一次提出了事物的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应当相符的观点。 忠恕 春秋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论语·里仁》载曾子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南宋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论语集注》）孔子认为，“忠”、“恕”相通而有别。“忠”要求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要求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即“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孔子又称为“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由人同此心此心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施于己而不欲”，推知人亦不欲，故“亦勿施于人”。同样，我之所欲，推知人亦所欲，故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是实行“仁”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即“为仁之方”。为后儒继承，成为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庸 儒家倡导的一种宇宙观、方法论和道德境界。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义。最初由孔子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提出来，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以“中庸”为最高的美德。要求“事举而中”，反对“过”和“不及”。子思作了发挥，不仅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释“中庸”，而且赋予“中庸”以“中和”新义，视之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并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求，由此而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主张。后儒释“中庸”多以此为据。北宋程颢、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南宋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中庸章句》）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子中庸思想的特点。 文质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文指事物的形式表现；质指事物的内容、本质。《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朴实的内容乃是“礼”的根本，华丽的形式则是“礼”的表述。北宋程颐说：“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二程集·粹言》），说明事物的内容（质）和形式（文）是“必有对待”的关系。南宋朱熹也说：“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四书章句集注》），强调内容决定形式。明末王夫之认为，“形者，言其规模仪象也，非谓质也”，“质日代而形如一”（《思问录·外篇》）。事物外部形体有时看不出明显的变化，而其质却不断变化。 为仁由己 春秋孔子主张的修养方法。《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晏、邢昺疏：“言行善由己，岂由他人乎哉！言不在人也。”朱熹《论语集注》：“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理想和标准，实行仁德修养全靠自己，此实强调自律。在承认有客观标准（如见贤思齐等）的同时，又强调主观自觉。孔子还提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程颐注解：“为仁由己，欲之则至，未有力不足者也。”（《论语解》） 克己复礼 儒家的道德原则和修养方法。由孔子首倡。《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感情欲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使思想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后世正统儒家据此发挥，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朱熹以为“克己”即胜自身之私欲、“复礼”在返归义理之节文，称：“为仁者必有于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复全于我矣。”（《论语集注》） 乡愿 儒家对无节操者的贬称。《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北宋邢昺注：“谓人不能刚毅，而见人则愿其趣响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贼德也。”孟子更具体指出其特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