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若愚‘文学形上’论的易传诠释.doc

論劉若愚「文學形上理論」的易傳詮釋 盧世達* 摘要 劉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為美籍華裔的比較文學研究學者，從《中國詩學》到《中國文學理論》等著作，無不專注於中西文學的對話與交流，並嘗試在「跨語言」的領域上，建構出普遍由中西讀者所認同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 然而在尋求文學的通則或特質的同時，語言符號的承載與對譯，往往是比較文學最為艱鉅、也飽受批評之處。本文針對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歸納「文學本論」中「形上理論」對先秦《易傳》的詮釋，探究他如何由中國所謂「道─聖─文」開展出「宇宙─作家─作品─讀者」的藝術過程，並與西方流派進行比較，以突顯在中西對話之後，文學的價值觀、審美觀等異同。筆者認為，劉若愚為促成理論的對行，在《易傳》的詮釋上融合老莊「自然之道」與《文心雕龍》「原道」等概念，從「天道」至「人心」，賦予文學性的本質，但他仍循「形式主義」的舊路，試圖重建中國文論體系的同時，也遭受諸多疑議。 關鍵詞：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形上理論、易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生 一、前言 劉若愚本身具備傳統國學的素養，而以英語進行學術思考及寫作，因此他的漢語學文化身份及其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成為從事比較文學的利器。就另一位同期的華裔學者夏志清，在「新批評」失勢後，新興的流派開展各式的文學理論，而劉若愚從事的「語際」批評，正是在這樣的潮流下，嘗試中西的視域融合，並將中國理論介紹予西方學界。 如伊格頓所言，1930年代晚期到1950，美國新批評盛極一時，從「精讀」、「實用批評」乃至於文學作為一種「客體」的「物化」，都在新批評的手上成為「教條」，其中包含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李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80)、燕卜遜(William Empson,1906- )、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等，他們不但割離作者與讀者，更勇敢地與文學的偉人決裂，堅信「作者的寫作意圖即使可能找出，也和其文本的詮釋無關。特定讀者的情續反應同樣不可與詩的意義混為一談：詩的意義就是詩的意義，和詩人的意圖或讀者從中得到的主觀情感不相干…」這樣的潮流與「英文」興起，且進入學院體制有關，也因此在學術空間形成一股權力話語，而往往以「原教旨主義」的心態強加詮釋「他者」理論，如此利用「語言利器」瀰漫學術圈的作法，在「國際化」、「第三世界」、「異域文化」的出場，英語的表述也不得不面臨重新整合與視域交融，故劉若愚於70年代寫成《中國文學理論》，意在解構英語原生的陳述方式，即便其對譯的內容遭受「歸化」或「異化」的質疑，但這樣雜混性的言語，也是走出中國詩學孤立的學術語境，並通往西方學者的一條道路。 劉若愚確信，透過匯通、整合中西詩學的方式的，有助於將中國文學的面貌呈現於西方世界，而究竟這樣的比較研究，是否存在削足適履的解讀謬誤？楊義認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異質性，使它們對宇宙人生現象的體認，包括對文學敘事形式的處理，採取了各具特色的視角和思路。…在中西文化文學的對讀中，我總覺得其間存在一種『對行原理』…因此『對』之義在於注重文化交往中的主體性…因此『行』之義在於強調文化交往中的開放性…。」即便不同民族的理論存在著多義解釋，但藉由相互參照的方式，仍可發現其中的文化符碼的同異性。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也談到「研究中國文學批評的困難」，如同個詞經由一個作者使用，卻有不同概念；或不同的詞，實際上表明同一概念，也因此使讀者容易產生疑惑；另一大困難，在於中國批評慣用「極為詩意的語言」，不是「知性的概念」，而是「感性的直覺」，而傳統社會也沒有職業批評家，大部分是作者兼具評論的身份，故不似西方文論的系統化，在本質上無法明確定義。當然劉氏引介至西方人閱讀的意圖仍舊強烈，不免要從事「理論化」的工作，挑戰「文學批評」的「可能性」，雖然，在中文與英文之間要找到一個同義詞，不但所指的對象相同，而且含義、聯想也相同者，往往不可能，但在不致剝奪本義的狀況下，他仍嘗試將這些「感性」批評「轉譯」為「知性」概念，他也承認這當中可能破壞「詩意」，但仍有利於理論的建構與對行。 本文嘗試由劉若愚「文學本論」的「形上理論」，作為一切中國文學溯源的《易傳》，從「道、聖、文」衍生「天道」至「人心」的詮釋進路，開展出形上概念及其以降「審美」、「實用」等文論，。雖然劉氏避免落入「原教旨主義」的解析，但他所涉及的層面仍未脫西方「形式主義」的批評與解析，而四要素(宇宙、作家、作品、讀者)所架構的藝程過程，也專注於創作與閱讀主體的認知、作品的特質等分析。如此與老莊、《文心》融合的《易傳》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