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超主权还是多极化.doc

作者 潘英丽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当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走向超主权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还是推进多极储备货币体系尚存在不同意见。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证，促进共识的形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扫除思想障碍。 关于超主权货币的讨论由来已久。金本位崩溃后，凯恩斯就开始酝酿超主权国际货币，并在二战期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国际清算联盟与国际清算货币“班柯”（bancor）。上世纪60年代美元危机之前，特里芬（1959）提出将IMF改革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发行银行存款形式的国际货币来替代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曾任美国财政部和IMF高级官员的E. M. Bernstein(1963)提出作为美元储备补充、用于国际清算的“混合储备单位”，也即于1969年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蒙代尔（2001）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和多重货币联盟。之后欧元成为第一个实践中的地区性超主权货币。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周小川提出超主权货币概念，由斯蒂格里茨主导的联合国方案也支持周小川的见解，主张以SDR为基础构建全球储备货币体系。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岗位卸任后提出了以纸黄金替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张。 超主权货币的最大优点在于国际货币的发行可按照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进行，避免现行体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所产生的不稳定性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各种超主权货币方案的共同缺陷是过于理想主义，不仅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而且也缺乏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首先，像SDR这样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全球央行的信用之上的，既没有如黄金般的实物担保也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货币的后盾。因此很难指望各成员国将SDR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和最后支付手段。 其次，从政治上看，超主权货币方案以否定现存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前提。“各国政府除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外，很难接受一个独立创造流动性的全球中心”（CEPII BRUEGE，2011）。特别是现行体系最大的既得利益国家——美国不可能接受这类方案。上世纪70年代IMF曾经试图用SDR替换美元的“账户”，逐步削弱美元地位，建立SDR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这个方案被美国永久地搁置起来。设想一下充当国际货币的美元如何退出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获取国际铸币税的同时也在提供安全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让美国用贸易顺差将境外流通美元赎回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如果哪一天美元废弃不用，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又该如何处置？因此我们也不会同意废弃美元。 这类方案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1）没有探讨是否需要建立与世界中央银行对应的世界财政部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果不探讨全球范围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或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挂钩，那么超主权货币体系仍将无法克服内生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结构恶化的财富再分配。（2）世界各国和地区存在经济差异，不可能成为同一个最优货币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很大程度根源于此。今天欧洲正在努力的是将欧洲变成一个联邦国家，让欧元从非主权货币转变为主权货币。由此可见超主权货币方案的不切实际。（3）很难建立私人部门参与的、超主权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伯格斯坦谈到周小川的超主权货币方案时曾调侃地建议中国发行以SDR计价的国债，显然中国不可能做这样的傻事。 超主权货币方案源于特里芬难题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将国际货币的交易需求与储备需求混为一体。作为没有实体经济基础支撑的虚拟货币，超主权货币可以满足国际贸易结算等交易需求，但是不能满足贸易盈余方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 特里芬假设国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与全球贸易正相关，而国际货币的供给依赖美元的投放。限制美元投放将导致全球通货紧缩，美元供给持续扩张将导致信用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特里芬没有区分美元的交易需求与美元储备资产需求。实际上，美元的国际交易需求无须随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增长。从理论上讲，商品可以用商品来购买，只要各国贸易是平衡的，用于支付或结算的国际货币无须与贸易的增长成正比。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建立地区或全球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体系，创设双边与多边货币互换网，以及创设或分配更多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减少对国际货币的需求。目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未能重点关注国际储备资产需求的扩张如何应对的问题。 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和供给主要缘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如果仅仅反映中短期经济周期的差异，那么国际社会无须担心，通过IMF融资等措施维持短期的对外不平衡有助于减弱经济波动对国民福利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平衡如果反映的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做出的谨慎反应，那么提供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将成为改革的核心。但是对国际社会最为棘手的是国际收支或世界经济不平衡反映的可能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流动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