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春秋》与史官文化.ppt

《春秋》与史官文化 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因掌管天文术数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际，孔子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从而使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战国史官参与了战国士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士林价值观。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 史官文化概念提出 由范文澜先生提出，他在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关于学分南北的观点影响下，分别以史和巫概括南北文化的特征。《中国通史简编》：“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一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又说：“史重人事，长于征实；巫事鬼神，富于想象。……《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 可见范先生所说的史官文化实际上指北方文化，这可以说是一种泛史官文化观。这种泛史官文化以崇尚实际，重视人事为其基本特征。本文所说的史官文化并非从北方文化特征角度来认识史官文化，而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阐释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 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从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阶层为主体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指借助于史学阐发的思想文化观念。史官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形成了中国人写史、读史、重史的传统。为君王者重视一个朝代在历史中的地位，君王希望自己是一个贤明的圣主，有追求的个人则把青史留名作为最高追求，史于是有了终极裁判的意味。于是在君王死后的谥号上往往一个字就盖棺论定了。对于国家于民族有大功的臣子也赐号追封，以示褒奖。 中国史官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官修，史官都是政府的重要官员，“这一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面貌为中国古代史学所独有。最早的古希腊史事的编写者为民间诗人，古埃及文献的记录者是祭司。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一发始便在史学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冯天瑜、周积明著《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第324页。）由此可证：中国文化的基础就是政治文化。 史官的起源 《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又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刘知几认为史官初建于黄帝，虽于史无证，但从周代体制之发达、史官文化之丰富来看，史官起源甚早，而且周代以前必已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由于史料的缺乏，完整地描述史官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史”字构形 “史”字的构形问题，是研究史官起源的重要方面。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定说。许慎《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将“史”字解释为“记事者”，这一点是符合汉代实际的。例如，司马迁所著《史记》，最早就被称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后来简称为《史记》，也就是史官所记的意思。 但是，许慎解释“史”字构形中的那个“中”字，认为意指公正，则颇有问题。因为公正体现的是一种观念，不可能用手去握持。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中正，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 “中”为薄书 自清至现代，不断有学者对许慎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江永。他认为，这个“史”字所从之“中”，应是指薄书：“凡官府薄书谓之中，故诸言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讼狱之中’，皆谓薄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薄书也。”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秋官》 “中”为简册 清末学者吴大徵则认为“中”是指史官记事时所用的简册：“史，记事者也，象手持简形。”（吴大徵《说文古籀补》） 罗振玉根据甲骨文字形的特征进一步论证“中”是简册：“中象册形，史事等字从之，非中正字。”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423页。 此外，马叙伦、谢彦华等人则认为“史”字所从之“中”是笔的象形。参见胡厚宜《殷代的史为武官说》引，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2月。 沈刚伯《说“史”》认为，“史”字所从之“中”为笔与简册两物的合写：“以手持中之中乃象笔与简之形”，“史为载笔执简之人，换句话说就是写字的人”。载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一册。 “中”为器皿 清以来，除将“中”释为书写工具以来，还有学者将“中”释为用以盛装物品的器皿。如阮元，他认为，史所持之“中”应是在射礼中用来盛“算”（古代用以计算的一种条行筹策）的一种桶形器具：“中，射礼所用以实算者，以手执之，奉中之义。” 阮元《积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