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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大师_之一_陈占祥 赵燕菁， 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室（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中规院最无 聊处室）。桌子前面有一个挂有全院所有职工名字的牌子。陈占祥先生与程世抚、郑孝燮、安永瑜、 余庆康、贺雨、万烈风等老先生一起并列院顾问总规划师。记得第一次去陈占祥先生家，是和几个 同事一起帮助陈占祥先生搬钢琴。那时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都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忙。陈占祥先生 家在一个煤厂附近，和周干峙院长在一个单元。房间不大，钢琴只好放在卧室。 真正对陈占祥先生印象深刻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次建设部请英国专家介绍英国规划体 系的学术会议。当时对外交流还没有现在这样普遍。会议在离部里不远的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 （后并入建设部设计院）的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单位里没有专门的服务员。我刚大学毕业，负责在 会上端茶、送水。会议由规划司王 司长主持，储传亨副部长参加。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规划 界对外部几乎一无所知，对发达国家的规划充满敬畏。英国专家的讲座，更像是规划知识的普及课。 记得开到一半的时候，陈占祥先生进来。当时，陈占祥先生讲什么我不大记得了（我的英语和陈占 祥先生的普通话都很烂），只记得英国专家（记得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尔比教授）当时的态度 一下从先生变成学生。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后，我有幸到英国学习，才了解到陈占 祥先生当年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达到过。 陈先生很少坐班。再次见到陈先生是在深圳。深圳特区刚刚成立，周干峙先生还是中规院院 长，院里承担了深圳市总体规划。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规划后来成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周先生在北京时间极少，我感觉他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深圳规划中去了。陈先生作为 顾问，也经常往来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先生到红荔路规划小组的住处，在厅里和大家一起讨论 福田中心区的规划（那次，我正巧陪夏宗王干副院长到深圳接孟大强先生）。可惜陈先生宁波口音太 重，我大部分没有听懂。 几年以后，我被王凤武先生要到情报所。陈占祥先生做总编的《城市规划》英文版，就挂在 这个所里。办公室里一大半都是专业翻译。那时英语好的人不多，专业翻译更是人中翘楚。一次聊 天时，有个翻译说，陈占祥先生改完的稿子她居然有很多看不懂，经过请教高人，才知道陈占祥先 生用的是古英语（大致相当于我们的文言文）。从此她对陈占祥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中规院时， 陈占祥先生还专门在家里辅导过一些年轻人英语（当时学好英语，出国深造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梦 想），可惜我无缘参加。 和陈占祥先生比较密切的一次合作，是在 1993 年。一个来头很大的开发商，通过一位国务院 副总理找到中规院，要我们为他们在天津塘沽的一个开发项目做咨询。院里专门把我从厦门调回来 负责这个项目。商务谈判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对方专门请来了美国的一位 大学的老教授坐镇。一开始，对方对我的资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本科生）颇有微词。可当对方看 到陈占祥先生是这一项目的总顾问时，态度立刻为之一变。那次我们签了中规院历史首个百万元级 的大项目。邹德慈院长听到后吓了一跳。  160 北京规划建设  千山独行 | OBSERVATION 观察  这个项目可能是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第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城 市建设进行投入产出可行性分析的项目了。后来我提出的很多关于经营城 市的理念，都来源这个项目。虽然这个项目由于合约中保密条款而鲜为人 知，但只要看一下项目组的名单，就可以想象这个项目是多有意思了。除 了陈占祥先生外，还有两个合作单位：北京大学和天津规划院。厉以宁先 生亲任北大项目负责人，成员里有刘伟（后来任北大光华学院院长）、朱 善利等一帮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教授；天津规划院负责人是毕业于清 华大学的霍兵（现在是天津规划局总规划师，滨海分局局长）。中规院的 副总规划师杨明松，也是中规院小组的成员。这大概是我曾经“领导”过 的最豪华的规划团队了。但对于我而言，有陈占祥先生的参与，这个项目 才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二 虽然陈占祥先生有不少故事在院内学术圈子中流传，但也许距离太 近，当时并没有觉得先生有多么不同寻常。真正认识到先生思想的学术价 值，是在 1999 年我调回中规院担任名城所所长之后。当时，正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大破坏的时期。在此之前，历史名城保护研究的主流认为破坏 完全是思想认识问题。尽管学界声嘶力竭地呼吁，也得到了上层领导不断 的支持，但历史文化街区破坏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我意识到，问题没有这 么简单，大规模的破坏必有其内在的经济理由。 思想的突破始于对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重新思考。当时， “梁陈方案”仅仅是历史名城保护史上的一段公案，远没有现在影响大。而 历史名城保护还只是建筑学中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