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doc

二十世纪初上海、神户、仁川的海外华人金融网络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东亚不仅与欧洲、美国进行着商业贸易，而且开放口岸与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贸易活动。由于地区内部因素的变化，使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发生变化，并因而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条约，多边贸易活动就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①自19世纪50年代，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之后，日本通过积极参与中国商人和海外华人长期建立的商业网络，与东亚建立起了经济联系。② 研究19世纪晚期日-朝关系问题的焦点是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活动情况，最终导致了朝鲜于1910 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然而，在这种商业渗透过程中，中国在朝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商人也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站在朝鲜的立场上，开放国家不仅牵涉到与日本的贸易往来，而且也扩大了北部边界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接触和贸易。③开放口岸使众多的当地经济——大型经济单位的支柱——之间建立了多边的和区域间的联系，创建了仁川—上海—大阪三角形的贸易关系，并延伸到东北亚的天津、营口、④海参崴以及长崎、香港、新加坡。加上长崎，这种三边群体是构成整个大型贸易网络和结算体系的一部分。⑤ 本文将重新评价早期学者对日本经济史的几个重要结论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⑥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显示了四个显著的特征：第一，研究者在将地区间商业往来归入国家与国家间贸易往来的范畴时，是否将朝-日、日-中或日-中-朝这一分析单位看作国家或民族间的经济；第二，学者调查标志贸易流动的经济指标时，并没有将投资、劳工流动、汇兑以及其他关键的问题包括在内，尤其是多边的金融分配；第三，贸易被视为政府间的政治因素，尤为中日爆发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一个因素；第四，贸易竞争也与吞并朝鲜有关，并使研究增加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因素。一般而言，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以贸易为象征的经济关系成为既定因素。 在研究贸易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对黄金和白银的流入、流出数字的关注产生了简单化的方程：流入有节余代表“财富”增加，流出过多代表财富减少。经济发展被视为是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的变迁。分析中国与朝鲜的贸易着重于义州，而忽略了上海-仁川的关系。最后有一些关于中国商人活动情况的专论提到了日本，但却未涉及朝-中两国的联系。 通过批评性的重新回顾这些结论及其疏漏，我将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视为东海开放口岸的一种区域网络，并将考察商业模式，尤其是金融网络。 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和广东商人 李鸿章极力主张北方港口贸易，因此寻求与朝鲜增进贸易交往，这与他增进对外交往的政策相符。1882年8月23日，李鸿章签署了《中国、朝鲜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以下简称《中朝水陆通商章程》），解除了许多商业和沿海贸易必须由官方授权的限制。作为一项条约，其序文明确表述，朝鲜是一个附属国，这一地位也都被条约签订的不同身份所确认。李鸿章是钦差大臣，金宏集只是副使。 按照朝贡体系的惯用语，就是“朝鲜作为朝贡属国，中国将给予特殊优惠”。1883年，两份附加协定确定了边界区域：1883年3月14日签订《奉天、朝鲜边民贸易章程》（中-江贸易章程），1883年6月签订《吉林、朝鲜贸易章程》（会宁贸易章程）。这两份文件反映了朝贡体系的宗主依附地位，在对中国的有利的条件下，扩大同朝鲜的商业接触。比如，中国商人获得了在朝鲜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朝鲜人却被拒绝进入中国内地。这些章程也意欲加强控制边境地区，试图清点北部边境的移民和原住民。 这些贸易条例使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获得了其他一些权利，如治外法律裁判权、在汉城的居住权、采矿权等。这就明确地使中国在开放口岸建立了贸易机构，并派遣官员处理外交、商业和领事事务。 1883年9月16日，清政府在汉城建立了商务公署，委任陈树棠为高级贸易官员，任期2年。作为广东人陈树棠在美国居住了10年，期间在旧金山作了3年领事，对贸易十分熟悉。在仁川、釜山和元山开设了商业分支机构，职员包括日朝事务的专家和翻译。 在汉城商务公署，陈树棠商务委员手下有16名工作人员，在仁川分署，李乃荣商务委员有10名下属。1884年，在釜山和元山也开设了分署，商务委员陈为琨和刘家聪，各领9名办事人员。①在官方支持下，许多中国商人进入朝鲜，大部分是广东帮，他们主要起家于在南方贸易线路上与西方贸易公司的往来中。山东帮紧随其后，极大地扩大了山东半岛与仁川的海岸贸易，诸如烟台、威海卫、石岛等地。 到仁川的第一个广东商人是谭杰生，口岸开放后，就随即入朝。他系高要县人氏，1874年在汉城开办同顺泰贸易公司。1882年朝鲜士兵叛乱，中国以武力干涉，有四十多个中国商人随军队一同进入朝鲜，其他商人则在中朝贸易条例签署后入朝。② 一份由陈树棠所写的报告显示了中国人进入汉城、麻浦和仁川的情况： 汉城的华商：浙江帮有6个公司——通裕祥、天丰、公记、肇康、公平、协昌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