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二版） 李壮鹰 李春青 第七章.pptVIP

一、浙西派的词论 以朱彝尊为代表，包括汪森、李良年、李符、龚翔麟等在内的词人群体。 以朱彝尊、汪森编选的《词综》和龚翔麟刻印的《浙西六家词》为标志，前者在理论上，后者在创作上，宣告了这一词派的成立。 崇尚雅正、宗法南宋、推尊姜夔、张炎，要求以词作为“歌咏盛世太平”的手段。 二、张惠言的《词选序》 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志。盖时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词选序》） 词并不是娱宾遣兴之作，而是作者在现实的激发之下，借“微言”来寄托自己恻隐幽怨之情的一种艺术形式。 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 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 “理、事、情”，“才、胆、识、力” 对传统诗学中心物关系论的进一步发展，说明文学创作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结合。 “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 “理”：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 “事”：事物循其“理”而发生发展的过程。 “情”：事物所呈现的情状。 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 “理、事、情”，“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 “气”是万事内在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 在“理、事、情”三者中，叶燮对“理”给予特别的重视： “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 二、论“理、事、情”与“才、胆、识、力” 才、胆、识、力总之为“志” 才：作者先天禀赋的才华，驾驭创作法则的具体能力。 胆：作者的胆略和勇气，创新精神。 识：作者对外在事物美丑是非的辨析能力。 力：作者表现其才思识见的能力，自成一家的笔力。 才、胆、识、力四者不可分割以“识”为核心。 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 诗之基——“胸襟” “胸襟”：作家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操 叶燮以胸襟为“诗之基”是对传统诗论“修辞立其诚”的发展，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 具体的创作环节——取材、匠心、文辞 。 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 或曰：“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尽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关键。而语于诗，则情之一言，义固不易；而理与事，似于诗之义，未为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诗，似未可以物物也。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则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非板则腐。” 三、论创作过程及形象思维 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 这段话的理论意义 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 指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是互补性的关系 第四节 桐城派的文论 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由其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光大。 方苞（1668－1749） 姚鼐（1732—1815） 一、方苞的“义法”说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气皋，晚年自号望溪。 方苞不但是一位古文家，更是一位在经史研究上深有造诣的学者，他“治经深于《礼》《春秋》，治史深于《史记》，治子深于《管》《荀》而子。 一、方苞的“义法”说 方苞将“义法”说作了进一步的推阐，使之成为桐城派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核心。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 一、方苞的“义法”说 含义： “义”，指《春秋》的“雅正”的思想，具体体现为对所记事物的褒贬 “法”，指《春秋》在语言形式上的精当，它在遣